“如果天天轰轰烈烈地生活，那么这个民族肯定发疯了。”9月23日晚，在华中科技大学进行的人文讲座上，同济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的陈家琪教授一句话就引起学生们的疯狂鼓掌。

 

自1994年以来，这样的讲座已经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了1394期。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是人文讲座的最初倡导者。1999年起，他将讲座内容编成《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一书，至今已发行数十万册，率先在理工科高校中举起人文素质教育大旗。

 

近日，杨叔子院士接受记者采访，谈了他对当代大学教育的看法。

 

记者：有人觉得，人文讲座对理工科学生的就业帮助不大，您怎么看？

 

杨叔子：我觉得张口闭口“有用没用”的人，太近视！人文讲座听的人很多，但我也知道有的学生四年一次没去。不去听讲座吃亏的是学生自己。有一位毕业生，应聘到浙江一家高科技企业，因为知识面很宽，他的复试成绩很好。他把原因归结为人文讲座听得多。他在校期间一共赶上500多场讲座，听了400场。我举这个例子只想告诉同学们不要太近视了。其实，有时候无形的东西才是最有用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没有错。没有金属的发现，就没有农业革命；没有蒸汽机的发明，就没有工业革命；没有电磁现象的发现，不可能有第二次工业革命。但是谁发现，谁发明？人！人靠什么支持？精神！老子有一句话：“有之为利，无之为用”，“有”可以理解为科学技术，“无”则是精神力量。现在我带的博士还必须背诵《老子》、《论语》，很多人问这有什么用。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些知识终究是有用的，因为人还是要有点精神生活的。

 

记者：就业毕竟是现实的，谁也不想输在这个起跑线上。为了就业，一些学生明显地重“术”而薄“道”。您怎么看？

 

杨叔子：什么才算是好工作？哪儿有绝对标准，只是不同的价值取向而已。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大学究竟是要帮助学生找个好工作，还是要把学生培养成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好公民。

 

我曾经和南京大学前校长曲钦岳探讨现在高校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是在中小学，很多问题是中小学带来的。现在有一句话说：“幼儿园向小学学习，小学向中学学习，中学向大学学习，大学向幼儿园学习。”怎么会这样？因为学生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之前的教育不够，要大学来弥补。我记得有个调查，中学得过数学奥赛冠军的学生，在大学里都没有选择数学专业，有的人还很讨厌数学。那为何在中学还要参加奥数呢？为了上大学。很功利，很悲哀！

 

去年中国科协的一个座谈会上，有学生说现在社会诱惑太多、太大了，问怎么办？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说文革时他到农村劳动，那时对他来说诱惑就是上大学学好医学，做个好医生。然后他解释说，“诱惑就是你的价值取向”。所以说诱惑本身不是错。

 

其实，现在不仅是学生受到诱惑，学校也一样。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失去灵魂的卓越》，是哈佛大学的哈佛学院前任院长哈瑞·刘易斯对哈佛大学的批评。他说哈佛大学为了追求卓越的学术成就，重视研究生的教育，重视市场名利，轻视本科，轻视教学，轻视学生道德人格的培养，忘了后者才是大学的灵魂。这跟我们国家现在的大学教育有相似之处。

 

记者：大学生应该怎么做？

 

杨叔子：大学生还真要听这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学好业务怎么谈报国，怎么体现价值取向？我一生的体会就是学好业务才是最大的德行，最大的政治，报国没有本事不行。

 

大学是学基础知识的，不是学就业的。现在该大学生转变观念了：读大学是为了提高人的素质，不是为了找工作。教育最根本的任务是提高国民素质，如果把教育和就业等同起来，是不科学的。“受高等教育＝就业”这个观点不全面，社会越进步就越不全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在巴黎的全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宣言：“学生毕业不是要对口，而是要适应；不是要就业，而是要创业。”就业无所谓专业对不对口。不是说绝对不管对口，而是学生应该学会去创业。很多人都是在艰难环境中创业，不可能每个人都很顺利。一方面学校要负责任关心学生的就业，另一方面学生也应该去努力创造机会、适应社会。

 

记者：如今大学生就业“东南飞”现象普遍，华中科技大学又是一个地处中部的学校，您怎么看这个现实？

 

杨叔子：现在有种说法是“到公司去，到海外去，到钞票多的地方去”，不见得错啊。“东南飞”也是为了国家建设，不能说不对，但是大量的“东南飞”就有问题了。就如去国外，全部回来我也是反对的，但是大部分出国不回来，就是价值取向问题。我感到，大学的教育跟中小学的教育一样，不能忘记人格教育和价值观教育。

 

中国有句老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就是个人，个人的价值是在完成集体事业中体现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延续下来，就是因为中华民族有这个精神——把集体放在前面，不过分强调个人。用现代的话讲就是爱国。这一点其实是人类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