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

我1994年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化物所）工作，边工作边学习，至今已经25年。不论是作为职工还是当学生、不论是在科研一线还是在管理岗位，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化物所人有一种气质、一种精神、一种执着追求和永不放弃的干劲。

那年冬天的大雪

2000年前后，我所在的研究组陷入低谷。当时国际油价下跌，“九五”攻关任务结束，整个研究组几十个人都在从事甲醇制烯烃技术的开发，市场推广前景黯淡，当时内无经费、外无课题，研究组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组长刘中民研究员抓住中石油和中石化“分家”的机会，积极开拓与中石油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承担了“渣油裂解制烯烃”技术开发工作。

按照工作进度要求，我们需要在春节前提供几百公斤中试用流化床催化剂。当时组内的经济情况不允许我们到外面的工厂进行催化剂放大和生产，只能利用组内原有的用于甲醇制烯烃催化剂装置进行改造。组内所有人员分成几个组，24小时倒班。催化剂交换和水洗过程需要较高温度，在车间操作时，大家穿着雨鞋、戴着过滤器和橡胶手套，整个室内蒸汽弥漫，夹杂着刺鼻的化学品味道，很快就是一身汗。清洗后的催化剂要运送到室外20米左右的焙烧间焙烧。几个人把放催化剂的焙烧盘抬到小推车上，穿着军大衣把小车推到焙烧间。

印象最深的是那年冬天的大雪，大连很少下那么大的雪，而且还刮风，落在地上的雪薄厚并不均匀，风大的地方雪很少，背风的地方雪特别厚，别说推车过去，就是人也走不过去，所以大家只能推车绕行，而且要时刻注意路面积雪情况，一旦把车推进雪堆里，就只能把催化剂抬进焙烧间，再把空车拽回来。尤其凌晨三四点钟，是人最困、天最冷的时候，催化剂交换车间温度30多度、外面零下十几度，要往返数次才能完成工作。大家开玩笑说，这是在洗冰火浴。

我们不仅是车间主任，还是技术员、操作工和后勤保障人员。参加倒班工作的人很多都是人生第一次上夜班，也从没干过这么重的体力活，但大家苦中作乐，没有任何抱怨。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辛苦付出的目的是要有足够的经费、稳定的队伍继续进行“甲醇制烯烃技术”的研发，这项技术当时已经研发了近20年，虽然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但参与该工作的人都知道，不论眼前的困难有多大，从长远看、从国家需求看，这个方向肯定没错，再难我们也要干下去。

正是这种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几代人锲而不舍的攻关奉献精神造就了甲醇制烯烃技术的成功，也在现代煤化工发展史上留下了亮丽的一笔。

院士案头的《大学物理》

2007年开始，我到管理部门工作，在我任科技处处长期间，主管我们部门的是李灿副所长，但我们都不叫他“李所长”，而是“李老师”或“李院士”。因工作原因，我经常到他在研究室的办公室汇报讨论工作。有一次，他正在打电话，我就坐在他办公桌前等他，无意间看到他的案头放着一本《大学物理》。我很好奇，等他放下电话，就问这是给谁看的书。他说是自己看的，现在从事太阳能转化的工作，很多知识和概念已经不是化学范畴，而是物理学的知识，需要从头学起。

听了他的话，我很是感慨。2003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时，只有43岁，是当时国内最年轻的院士之一，他做过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担任过国际催化理事会主席，在自己所熟识的领域做得风生水起。在“功成名就”，甚至可以享受生活、享受科研的时候，他却选择了一座更高的山峰——光催化分解水制氢（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终极梦想），而上山的路却异常艰难，山顶隐藏在迷雾中，遥不可见。作为科技处处长，我非常清楚，他在太阳能领域没有获得过什么支持，拿不到课题和经费。我也和他开玩笑，“院士怎么也拿不到课题”？他认真地和我说：“我熟悉和有影响力的是催化和化学，在太阳能领域，我们还是小学生，刚刚起步，还需要向优秀的团队学习，没有做出成绩前，别人不认可，这很正常。”

2010年，李灿生病在北京住院。我们去北京出差的时候，经常顺路去看望他，并汇报讨论工作。由于走路不方便，每次都看到他半躺半坐在床上，腿上放着笔记本电脑，床头小柜子、椅子上是各种文献和学生准备投稿的论文。这时，太阳能研究部已经组建，他的团队中也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年轻人做组长，给学生改论文的工作完全可以由这些年轻组长承担。但他说，毕竟是我的团队送出去的文章，我要负责，只有自己亲自看过了、改过了才放心。

即使现在，他领导的团队已经是国际上太阳能转化领域领军的几个团队之一，他也没放松对自己和团队的要求，他办公室的灯光依然要亮到很晚。我问过他，太阳能分解水制氢什么时候能实现工业化，他想了想，才说：“现在的科技发展很快，技术不断被突破，可能明天就有团队把它做出来，也可能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我这一代人都无法完成。但不管怎么样，在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征途上，不能没有中国科学家的身影。”

大连机场的电话

孙公权研究员有个遗憾，如果2013年雅安地震时，他能早一天到，他的电池有可能会发挥更大作用，至少李克强总理在现场的工作会议上能用上照明灯具。

2013年春节，我作为带班领导在所内检查安全，正巧遇到来实验室加班的孙老师，被他拉到办公室，聊了整整一个上午，谈雅安地震救灾时的遗憾，谈研究组的团队建设，谈对燃料电池产业化的思考。这一年，他59岁。

“4·20”雅安地震发生后，去往成都的飞机已经停飞。孙公权带着连夜准备的几百套金属空气电池和直接醇燃料电池，只能预定第二天飞往成都的飞机。进入安检等待登机时，他才给妻子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自己要带着科研成果到雅安，参与抗震救灾。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最后只有四个字“注意安全”。因为妻子知道，再多的劝告也阻止不了他飞往灾区的决心。

后来我问他，现场条件那么艰苦，不仅吃住行成问题，还要时刻警惕余震的危险，怎么不带几个年轻人帮助你。他说：“我也想带几个年轻人历练一下，但当时情况不明，余震随时发生，这些孩子们跟着我做科研，我不能让他们有闪失。我这把年纪了，该经历的都经历了，外孙女都有了，我很知足，这时候只有我去。”

后来了解到，他带去的电池在救灾现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提供应急照明，而且给现场的通信设备充电，保障现场的通信畅通。

在大连化物所，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包含着忘我的勤奋。张涛院士任所长时，白天是所长，处理所里各种繁杂的事务，晚上和周末是科学家，和研究组的同事、学生讨论工作，每天晚上12点回家睡觉前，检查一天的邮件，把各种邮件和工作要求发给我们。我也经常和管理部门的同事开玩笑：聪明的人不可怕，可怕的是聪明的人还如此勤奋！

这种力量包含着执着的坚守。包信和院士带领的团队十几年坚持甲烷转化的研究方向，从当初的国际前沿热点，到后来的“冷板凳”，不管做的人多还是少，他们都在执着地坚守。正如2016年他在科技盛典颁奖典礼上所说的那样：“再冷的板凳也能坐热。”

这种力量包含着个人的牺牲。杨学明院士和张东辉院士带领的大连光源研发团队平均年龄38岁，凭借对科学的执着热爱、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耗时不到两年，完成“大连光源”这个大型科学装置建设。在近两年的装置建设期间，团队成员平均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中间没有一个休息日。更重要的是，这些从事基础研究的年轻人，两年的时间都在做装置，没有一篇文章发表，个人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工作在化物所，是没有办法消沉、没有办法低迷、没有办法沮丧、没有办法自满的，因为总能感受到一种只争朝夕的精神、一种昂扬向上的斗志、一种追求一流的勇气、一种科技报国的梦想。总有一群怀揣梦想的人，努力奔跑在追梦的路上！

作者简介：

王华，1973年1月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现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