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包罗万象》，[英]埃德·扬著，郑李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7月出版

技术工具或微生物都不是某种非好即坏的东西，但也并不是真正“中立”的东西，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其“自主性”。

“技术自主论”认为，每一种技术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它们向人类发出邀请或提出要求，让人类尽可能适应于它的偏向。人类不断改造技术环境，而技术环境也不断反过来塑造着人。

■胡翌霖

“我是谁？”——这可能是人类思想史中最古老也是最永恒的大问题，哲学家们为此殚精竭虑，而现代科学也以不同的角度推进了人类的自我认识。

有人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有人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有人说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但无论如何，很少有人会怀疑这一点：我是一个人。“我是谁”这一问题立刻被转换为“人是什么”，而绕过了对“一个”的追究。

无论我是什么，我首先是一个“个体”，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我包罗万象》是英国知名科学记者埃德·扬的第一部图书作品，这本微生物学科普书首先就动摇了这个理所当然的常识，作者借用了惠特曼的诗句“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提出“我”从来不是单数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军团”（第4页）。

这个“军团”包含有人体的无数细胞和组织，也包含与人体共生的无数微生物。从普通人的视角看，每个人只是一个个体，但是如果我们从微生物的视角看，“每一个人或动物都是一个长了腿的‘世界’，一个能够和他人互动的移动生态系统”（第235页）。

当我们指着一个人说“一个”时，我们是如何确定个体的边界的呢？是基于空间上的边界，还是时间上的连续性呢？然而就空间而言，微生物和我们共处于同一空间，密不可分；从发育成长的连续性而言，动物的发育过程往往需要微生物的参与，如果没有微生物，即便能够发育起来，也会形成完全不同的个体。

甚至人类引以为豪的“自由意志”，都很难与微生物相切割。近年来科学家提出了“肠—脑轴”的概念（第64页），认为肠道菌群的环境和大脑的反应有直接的关联。例如给小鼠喂食B-frag细菌，会导致小鼠更喜爱探索和交流（第62页），把自闭症儿童的肠道细菌移植给小鼠，会导致小鼠出现重复行为、厌恶交流等等行为（第63页）。

既然微生物如此深刻地参与着每一个“我”的成长过程和机体运转，那么我们就把它们当作自我的“一部分”不就行了？它们就像无数细胞那样，无非是“个体”的“组成部分”，而“个体”始终还是“一个”整体嘛。

但事情又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微生物毕竟确实是外来的“他者”。婴儿出生时从母亲的阴道中获取最初的微生物群，并在成长过程中不断与外界交互，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形成自己独特的微生物内环境。在人体中扎根的微生物，也会在一些情况下（如服用抗生素）被驱逐清除。

它们并不像器官或组织那样，确实是个体的相对稳固的“部分”，而是有点像可插可拔的“外设”那样，扮演着某种介乎于自我和他者、内部与外部之间的某种角色。

这有点像人类的技术工具，我们依赖它们才能生存，当我们如臂使指地运用工具时，它们仿佛就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作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类比，他认为微生物“犹如电脑、钢笔和刀这样的工具，可以用来创造美妙的作品，也可以唤醒可怕的妄念”（第74页）。

作者试图用工具作类比，解释微生物的“中立性”，即没有什么绝对意义上的“好细菌”或“坏细菌”，同一种细菌在肠道中可能扮演“好菌”，但进入血液就变成危险分子了。即便是呆在肠道里的好菌，在肌体发生某些疾病或失调时也可能随时乘虚而入，让健康进一步恶化。而有一些明确的致病细菌（如导致胃炎的幽门螺旋杆菌），也有可能在其他方面具有益处（如防止胃酸反流）。

技术哲学家有可能进一步深化这一类比——技术工具或微生物都不是某种非好即坏的东西，但也并不是真正“中立”的东西，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其“自主性”。“技术自主论”认为，每一种技术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它们向人类发出邀请或提出要求，让人类尽可能适应于它的偏向。人类不断改造技术环境，而技术环境也不断反过来塑造着人。

微生物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也类似，微生物是动物的外在环境，同时也是其行为和机能的内在组建者之一。动物会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主动地形塑自己的微生物内环境（第139页），就好比人类总需要通过学习和适应，去改变自己的“工具包”，同时，人类又利用自己的“工具包”去改造外部环境。

作者发现，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对微生物的依赖性相对不那么强：“奇怪的是，人类会没事，对其他动物而言，彻底灭菌意味着快速死亡，而我们人类却可以坚持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第11页）

在我看来，这倒不算奇怪，因为人类对“他者”的依赖性其实是最强的，如果不穿衣服，没有住宅，人在寒冬就坚持不了几天，如果直接茹毛饮血，体质较弱的现代人也很难生存下去。人类在其千百年的进化史中，不仅在不断塑造着与微生物共生的环境，也在不断地塑造着一个赖以生活的技术环境。因此，当人类的微生物环境被清除时，技术环境仍然能勉强支持人的存活。但如果把人类与之共生的微生物和技术环境统统清除掉，那恐怕就坚持不了几个星期了。

针对“我是谁”这一古老问题，微生物学和技术哲学殊途同归，发现了“个体”并不是某种封闭、孤立的存在者，所谓“内部”与“外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线，也不是现成固定的。但这也并不是说我们真的要以“我们”来指称自己了。“我”当然还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我们应当用动态的、生态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古代人认为人体这个“小宇宙”与“大宇宙”相似。从现代生物学的角度看，体内微生物的生态系统，也与宏观层面的生态系统相似。因此对微生物生态系统的深入理解，也有可能启示我们理解动物界的共生关系，乃至于为人际交往问题或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提供启示。

无论是医治个人还是治理社会，传统的思路是线性的——如果出了毛病，要么是缺了什么有益的东西，要么是多了什么有害的东西。于是解决方案无非是“补药”或“排毒”。人们对待新思潮或新技术的流行，无非也是这两种极端的态度，要么热烈拥抱、视若珍馐，要么反感抵制，视之为洪水猛兽。但微生物学告诉我们，补充一种益生菌有可能挤占其他益生菌的生存空间，消除一种有害菌也可能让更危险的菌趁机上位（第193页）。对于他者，我们应当在拥抱和驱逐之间寻求共生之道。

（作者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