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善衍

说实话，我没有看过斯诺关于“两种文化”演讲的原文，只是近期《中国科学报》有关文章激发了个人的一些思考。其中，让我最为关切的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前世今生”的关系、未来走势以及和中国发展的关系。这可能是与自己的职业相关，作为一名科普工作者，我多是在自然科学与社科人文交叉的领域里研究并实践着。我不否定科学与人文关注的对象和内容界定是不同的，从学科分类的意义上讲，就“让科学的归科学，人文的归人文”吧。但这是两种文化的发展方向吗？从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追求的价值目标即各自发展的理念上讲，我认为二者正走在相辅相成、彼此融合的路上，这也正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吧！

一

西方“两种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又是怎样孕育了欧洲的文明的？学习相关哲学史让我认识到：早期的希腊人在贫瘠的土地上耕种或出海经商，逐步促进了异地文化的交流和对世界认知的理性思考。被称为西方哲学之父的泰勒斯最早提出了世界源于水的命题；随后又相继出现了一些研究自然本质及其变化规律的知名学者，如崇拜数学的学派带头人毕达哥拉斯、最早被称为辩证法大师的赫拉克利特、跟原子打交道的德谟克利特等。这里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种现象是：历史往往是在不同文化的变革或互为动力中发展的。在上述那些孜孜以求的自然哲学家们纷纷亮相以后，又登场了一批被称为“智者派”的人物，主要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他们不再关心宇宙的本源问题，而是把思考重心放到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探究知识对人类社会的价值，明确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主张，倡导构建代表真理的理念世界。

我们从古希腊文明发展史中，清晰地看到西方早期的科学思想与人文文化是怎样如影随形般相继产生的。如果把这方面的思考延伸到欧洲中世纪后期的文艺复兴运动，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两种文化”的关系了。有人把“文艺复兴”称为人类文明史上真正意义的“文化革命”，是因为这期间欧洲掀起了承前启后的三大文化主潮，即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和实验科学；同时也涌现了一批勇于摆脱旧观念束缚的天才人物，如作为人文主义先锋的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他们用诗歌和小说冲破了宗教的一统天下，又如德国神甫马丁·路德针对教廷的腐败，提出了二十七条改革方案。这是对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的追求，也是人性、信仰与理性的解放。正是在人文文化发展的基础上，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伴随着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物的相继登场，推动了世界一次又一次的科技革命。

二

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已有250余年时间，人们运用科学技术创造的物质财富之巨是过去2500多年无法比拟的，不能不说这是科学文化创造的奇迹。但这个时期全世界人文文化的状况如何，这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目前，一些地方永无休止的战乱、凶杀，民族极端主义的膨胀，地球生态环境的恶化等等；人们或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悲观地认为人类的命运终将毁于自己之手……我认为，这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协调发展问题面对的最大挑战。因此，在“两种文化”提出60年后的今天重提这个话题，我们应当赋予什么样新的思考与行动？

我想，斯诺先生的高明之处是把人类社会的多元文化，如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科学与技术以及法规制度等，统统归属于人文与科学两类不同的文化。这让我看到人们的所有活动不都是为了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两个世界中获得理性的自由和追求吗？这也正是两种文化的价值所在。但这种追求的过程应该是怎样的？斯诺先生关于“两种文化”的思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实现两个方面的协调发展，让科学的价值与人文的价值融合。

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城市实验区里的“巴塞罗那展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展厅入口的横幅上，写着醒目的一行大字和省略号：“在万千变化的世界里，总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内容展示陈述着人类为了追求工业时代的生活，使城市的高楼与烟囱林立、空气与河水污染、生态环境恶化等等。这一切使我们认识到：真（科学）、善（人文）、美（协调的艺术之美）是人类永恒不变的追求。

同样，2016年来，我在意大利参观罗马城“二十一世纪艺术博物馆”，让我惊奇的是这里竟看不到一件知名大师的作品，他们展示着人居环境里的生存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工业产品设计中的科技与艺术适用的融合之美以及人们的道德行为之美（也有对现实生活中丑陋现象的揭露）。这一切让我看到，两种文化的融合发展，已逐渐成为世界人们的共识，而且只有实现这个目标，才能显现人类文明的大美。

三

如果用“两种文化”的视角看中国，首先，我们应面对一个事实：中国历史上没有产生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这是为什么？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但我认为，这又是一个答案简单的问题。原因仅在于在西方科技出现的同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不具备或缺乏产生自然科学的文化土壤。这种“土壤”是一种人文，也是科学文化的一部分，因为人文包括了各种文化现象，而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的文化气象，是属于那些敢于质疑、勇于探索又善于发现真理的人类活动，也是那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超越精神。回想一下，从约公元前400年至以后的两千年时间里，中华文明主要由儒、道、释三种主流文化分治，又很快走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怎么可能出现自然科学大发展的局面？

如果让我们的思绪再回到一百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掀起了爱国风暴，要请出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从本质意义上讲，这不正是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爱国青年要用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来拯救中国的愿望吗？我们的前辈对“两种文化”的认识比英国人斯诺整整早了40年！但中国的历史决定了要实现这个目标，还要经过一个艰难奋斗的过程！如果从发生“五四运动”的1919年算起，再到1949年、1979年和2019年，从百年的历史长卷及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是怎样书写自己的光辉历史的！

在历史的长河中，“两种文化”的发展不可能是截然分流的，这是因为科学为社会实践服务的精神理性价值与工具理性价值，只有在社会发展的实践过程中才能真正得以实现。近40年来，我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乡面貌巨变、亿万人口脱贫、“一带一路”取得显著成效等，使得我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领域逐步走向世界大国、强国。这对我们在中国近百年之大变局中，怎样认识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大的意义。

（作者系清华大学科技传播普及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科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