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植物园温室群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供图

兜兰新品种“金童”

科研人员参加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

羊肚菌实现四季种植

■本报见习记者 高雅丽

温暖的春风，吹过昆明上空，拂过蓬勃生长的植物。昆明北郊的植物园里，金色、粉色的兜兰竞相绽放。

上世纪80年代，植物学家在云南怒江和文山发现了极为珍稀的杏黄兜兰和硬叶兜兰，在国际园艺界引起轰动，并且在香港的展览上获得大奖。

虽然有着“兰花大熊猫”之称的野生兜兰颇受追捧，但由于分布区域狭窄，屡遭采挖，现已濒临灭绝。令人欣喜的是，经过18年的攻关，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昆明植物所）研究员胡虹、张石宝研究团队，把野生兜兰驯化成商品花卉——2018年，数十万株兜兰“飞入寻常百姓家”，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带来了上百万元的利润。

“昆明植物所进入特色研究所建设后，设立了300万元的花卉自主部署项目，这在昆明植物所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张石宝说。

自2015年4月昆明植物所首批进入中科院特色研究所建设试点以来，类似兜兰产业化的案例越来越多地出现。作为一支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特战旅”，昆明植物所通过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日益活跃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资源持续利用和生物产业发展的舞台上。

一语点醒“梦”中人

昆明植物所地处云南，是全球3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中，中国西南山地、东喜马拉雅地区及印度—缅甸3个热点地区的核心和交汇区。

建所之初，在老一辈植物学家的提议下，昆明植物所将“原本山川 极命草木”作为所训。这八字语出西汉辞赋家枚乘的《七发》，意为陈说山川之本源，尽名草木之所出。“其深意乃在植物既是资源和环境的重要部分，又必用于提供资源以改造环境。”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征镒曾指出。

成立81年来，昆明植物所在认识、利用、保护植物多样性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面临人才流失、科研活动碎片化、重大成果产出减少的尴尬境地。

随着2014年中科院启动研究所分类改革，昆明植物所也迎来了转型发展的新机遇。于是，首先摆在研究所面前的一道难题就是：特色研究所、卓越创新中心、创新研究院、大科学研究中心，这四个不同类型的机构改革方向，到底该选哪个？

“我们有植物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有全国最好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一开始特色研究所并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昆明植物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杨永平坦言。

按照所里最初的想法，他们希望依托重点实验室和种质资源库两个平台，申报卓越创新中心、大科学中心或者创新研究院。然而，当想法落实到具体实施步骤时，众人这才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偏隅西南，没有国际化的人才队伍；同时，在基础科研方面“缺胳膊少腿”，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能力有所欠缺。

“在一次会议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问我们为什么不考虑申报特色研究所，他认为我们所的很多研究工作非常有特色，可以在西南地区落地，服务当地发展。”杨永平回忆道，“他的一席话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

经过再一次自我审视和认真梳理，昆明植物所领导班子和科研人员将目光聚集到了特色研究所上，最终作出了抉择。

“第一，研究所地处西南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具有区位优势；第二，我们有学科的完整性，从植物的认识、研究到利用、推广、保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创新链闭环；第三，我们研究的命题都有产业化基础，可以落地。这些让我们在同领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昆明植物所所长孙航分析说。

思路清晰后，孙航和大家进一步意识到，昆明植物所未来的发展方向必然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最终，昆明植物所将发展目标确定为建成具有较强原始创新能力、学科特色鲜明、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研究所，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国家战略生物资源库、天然产物储备基地、植物资源产业化成果孵化基地，以及高级人才培养和知识传播基地，服务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

根据发展目标，昆明植物所立足集植物资源调查与评价、发掘与利用、收集与保存为一体的学科体系，制定了3个重大突破方向：植物多样性家谱与iFlora智能植物志、新药创制研发、植物种质资源与产业发展；5个重点培育方向：全息植物分类与整合生物地理、植物化学与天然药物化学、野生种质资源保藏与利用、民族植物学与区域发展、资源植物与生物技术。

与此同时，2014年底以来，昆明植物所作为中科院药物创新研究院西南分部的牵头单位，联合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昆明动物所）、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成都生物研究所等单位重点开展特色天然药物及民族药现代化研究，通过进一步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使得自身的新药研发体系更加完善。

大团队作战

2015年4月，昆明植物所获准首批进入特色研究所试点，从此踏上了改革征程。

改革容不得半点虚假，必须“真枪实弹”。为解决科研活动“碎片化”问题，昆明植物所推出了组建科技创新大团队的改革举措——以特聘研究员为主担任负责人，聚焦特色方向和主要服务项目，将64个课题组整合为21个大研究团队，初步实现了队伍、资源和项目“三集中”。

事实上，在进入特色研究所建设试点前，昆明植物所也做过类似尝试，但却以失败告终。“改革首先触及的是习惯。因之前的整合没有成功，大家质疑又回到大锅饭年代，丧失了资源配置自主权。其实，这种担心也并非多余，如果研究所不提供足够的支持，很容易造成在大锅里分完、还得在小锅里吃饭的现象。”杨永平直言。

因此，与大团队整合相配套，昆明植物所每年投入1100万元经费，充分保障关键团队的成果产出。

孙航说：“我们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允许团队有两三年潜心做学问的时间，不用为了交差而做一些低水平的科研。”

研究员孙卫邦是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综合保护团队的负责人，他的团队中有曾经从这里分出去的课题组。组成大团队后，昆明植物所为团队中每人增加了5万元经费。

2017年，在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中国西南地区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调查与种质保存”的支持下，孙卫邦带领团队开展了西南地区极小种群的拯救保护工作。该团队系统梳理了极小种群概念，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了相关论文，研究工作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

2018年，该团队入选云南省创新团队，获得100万科研专项经费资助，同时还承担了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综合保护重点实验室的筹建工作。今年7月3日，由孙卫邦等人主编的《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研究与保护》一书正式出版。

“在科研大团队的政策下，两年培育期中我们超额完成了预先设定的目标，在考核中排名前四，下一年度成员经费也提升到了7万元。”孙卫邦说。

研究员陈高是孙卫邦团队的成员，除了围绕大的科研目标，他还有1/3的时间可以投入自己感兴趣的科研工作中。与其他人略微不同的是，陈高对“臭味”植物有着浓厚兴趣。

在昆明植物所学科交叉引导性项目的支持下，他与植物化学方面的科研人员找到学科交叉点，通过野外调查、化学分析等实验方法，解析了大百部种子被胡蜂传播的机制，为研究蚁播植物居群时空分布格局提供理论基础和新视角。

除了整合科研力量，昆明植物所还清楚地意识到，地处西部，研究所的未来发展关键在于稳定人才。因此，昆明植物所在特色研究所的试点建设中，将中科院拨付给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青促会补助经费2320万元，全部用于承担特色研究所任务的领军人才、青年骨干的薪酬保障；同时实施绩效津贴改革，实施所级公派出国留学计划，保留工资待遇，资助全额奖学金，培养青年骨干人才。

在所级公派出国留学政策出台后，研究员李爱荣申请到了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进修的机会。“两年的留学经历，让我开阔了学术视野并建立了新的合作关系，尤其在根系生物学、根际生态和寄生植物学研究领域。”李爱荣说。

在留学前，李爱荣已经与该校多位学者保持着学术交流。留学期间，她进一步明确了自己课题组今后的发展方向，凝练了近期重点关注的科学问题。“如果说科研团队的管理是一门艺术，留学期间深入了解几个优秀团队的管理理念，就像在这座充满管理智慧的艺术殿堂开了几扇窗，给我启迪、引我深思。”

经过持续改革，2014年以来，昆明植物所主持的千万级重大任务达12项、国家基金重点类项目20余项，包括中科院B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重大任务，在本学科顶级期刊发表论文创历史最好水平。同时在基础前沿研究上也取得了一系列创新突破——发现水平基因转移驱动陆地植物起源与进化，提出东亚植物多样性家谱形成新理论，重建了被子植物高分辨率质体基因组系统发育树，发现菟丝子信号传导新机制，首次成功破译茶树基因组，在复杂天然产物的生物合成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新突破。

与企业“合体”创新

作为特色研究所，昆明植物所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为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与服务。

“在改革过程中，哪些人要转型，增量经费如何分配，职称考评、鼓励政策要怎么制定才能打通从科研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这些都是需要面对的问题。”孙航说。

在这样的思考下，昆明植物所2015年设立了成果转化奖，并于2018年正式出台了成果转移转化管理办法。按照规定，科技人员可获得成果转化净收益的70%，同时扩大研发团队收益权和处置权。

2016年3月，昆明植物所打了一个漂亮的“实战”——将抗凝血新药LFG-53项目知识产权和临床前技术研究资料，以4000万元的价格一次性转让给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过去很多人觉得发论文很厉害，不是很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但是LFG－53项目成功转让这件事，在科学家群体中产生了不小的震撼。”杨永平说。

这次“震动”过后，不少科研人员开始转变观念，主动对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项目。此后的2017年和2018年，抗老年痴呆1类新药“芬克罗酮”（药物创新研究院部分资助）、治疗呼吸道疾病5类新药“灯台叶总生物碱及胶囊”分别以6000万元、1亿元合同经费实现转让。近4年来，昆明植物所已转化成果14项，涉及29件知识产权，已向研发团队兑现收益奖励金额1500余万元。

与此同时，昆明植物所与北京明弘科贸有限责任公司联手合作，共建“植物医生护肤研发中心”，由企业先期投入护肤研发经费642万元，按企业需求开展植物护肤基础研究和新品研发，并进行相关专利申请。合作企业还捐赠3000万元完成“扶荔宫”温室群植物景观布展，并向“吴征镒植物学奖”捐赠奖励资金。

铁皮石斛是一种兰科植物，多糖含量较高，其茎为我国传统名贵中药铁皮枫斗。由于无计划的大面积扩种，导致产量过剩、价格不断走低，2016年价格从2000元/公斤直接掉到了100元/公斤左右，给种植户造成了严重损失。

面对这种情况，昆明植物所组织民族植物学、植物化学、植物生理方面的团队，开展了以铁皮石斛为原料做护肤品的研究工作。经过联合攻关，研发团队提取并验证了铁皮石斛均一多糖保水保湿的功效，并从中找到了抗氧化的亮肤物质，为合作企业开发出了新产品。

经双方通力合作，合作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销售收入快速增加。双方共同研发的“石斛兰系列产品”自2017年上市以来，销售额已累计达到4.1亿元。

“合作之初，大家有不信任的成分存在，企业觉得我们研发不出来产品，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把科研成果用上。经过磨合，我们发现，科学家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好前端基础研究，企业负责后端产品开发。”昆明植物所党委副书记王雨华说。

通过前期系列合作，今年双方有了更明确的目标：通过企业创新联合体，未来3年聚焦石斛兰护肤精华的研发，力争单品年销售额达10亿元，支撑企业2023年达到150亿元的销售目标。

在特色研究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昆明植物所累计帮助企业增收104.5亿元；其参股企业西力生物成功挂牌新三板，成为研究所第二家参股的公众企业。

此外，昆明植物所突破了羊肚菌产业化关键“瓶颈”，发明了羊肚菌交配型基因“1+1”检测菌株退化新方法等核心技术，累计推广面积达1.4万亩。

不仅如此，昆明植物所还积极鼓励“双创”并建立了云南中科生物科创园，目前该园已入驻43支创业团队，入选科学技术部“星创天地”；打造知识产权运营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系统，成为中科院知识产权贯标首批试点机构之一。

服务地方发展

今年6月，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昆明植物所和昆明动物所发布《云南省外来入侵物种名录（2019版）》，收录了云南省境内发现的外来入侵物种441种及4变种。这已经是昆明植物所第4次联合地方政府部门，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及资料整理分析，在构建植物大数据平台的基础上发布相关名录。

在此之前，云南在全国率先发布了《云南省生物物种名录（2016版）》《云南省生物物种红色名录（2017 版）》和《云南省生态系统名录（2018 版）》，引起了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其中，《云南省生物物种名录（2016版）》被评为2016年云南十大科技进展之首，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及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同时支撑《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制定，促进云南在全国率先开展立法工作。

为了更好地服务地方，昆明植物所特地组建了4个特色服务项目团队和6个促进发展团队，聚焦特色研究所4个服务项目和种质资源信息学、物种全息数据库、城市绿化树种、芳香植物等领域。

孙航说：“我们以产出为导向出台科研奖励办法，鼓励科研人员为政府和行业部门提供决策咨询，这几年先后有25篇咨询报告被中央和省部级机构采纳。”

改革期间，昆明植物所还启动建设了天然产物大数据中心，以发挥自己在植物化学领域的科研优势。

昆明植物所副所长陈纪军说：“我们对重要药用植物的特色化学成分进行系统整理与发掘，建成有10041个特色天然产物的实体库，发现一批活性化合物，为我国天然药物源头创新提供战略支撑。在新药研发领域，通过加入药物创新研究院，也进一步加快了‘芬克罗酮’‘奥生乐赛特’等新药的研发进程。”

经过12年发展，截至2018年12月31日，昆明植物所的种质资源库已经成为全球第二个完成万种种子保藏的设施，保存植物种子、植物离体材料、植物DNA、动物细胞系、微生物菌株等各类种质资源22589种、239917份/株/条，其中野生植物种子10048种、80105份，占中国的34.5%，分属228科、2004属；聚焦了“3E”[珍稀濒危的（Endangered）、特有的（Endemic）和具有经济价值的（Economic）]植物保藏，其中受威胁669种、中国特有4035种、有潜在经济价值的近5000种，入选十八大以来中科院创新成果展，依托种质资源库建立的“国家重要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库”2017年被纳入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体系，并在2019年成为国家生物种质与实验材料资源库。

与此同时，昆明植物所聚焦“一带一路”科技合作，与乌兹别克斯坦在昆明中心和塔什干中心合作共建“全球葱园”以及两个联合实验室，受到广泛关注。在2019年4月1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科技支撑“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情况发布会上，“全球葱园”被作为“一带一路”科技合作的典型示范案例。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推动学科双向发展，提升特色学科在原始创新方面的理论供给，推动创新成果对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和现代农业的关键技术供给。同时加强科技平台建设，强化学科交叉，推动植物多样性研究、保护与种质资源领域融合提升，谋划新的国家重点科研平台。”孙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