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连庆

2017年我在美国访学的时候，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哲学家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的新书《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Technosystem: the Social Life of Reason），我知道后马上从亚马逊下单买了一本。我并不是芬伯格的“铁粉”，这些年来一直关注他，主要出于私人原因。我当初选择学哲学的时候是想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青睐法兰克福学派，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一直没有研究这个方向，这倒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读博士期间，我翻译的第一本书就是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而芬伯格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马尔库塞的弟子，他的著作以技术为切入点，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虽然当初翻译《技术批判理论》是当任务接下来的，但也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记得2004年芬伯格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在东北大学演讲，在场的听众不解他为何频频为马尔库塞辩护，后来在提问环节才搞明白他是在为“师者讳”。当时东北大学的招待所条件还不是太好，热水定点供应，早餐的主食只有馒头，惹得芬伯格频频抱怨，接待人员只能自嘲道：“他是搞批判理论的，他什么都批判！”芬伯格有胃病，吃不了馒头，早餐时我们都在吃饭，他坐在旁边，手里“盘”着个馒头跟我们聊天。晚上我带他去超市买了些面包，才算解决了他的早餐问题。

这几年来，芬伯格的书都陆陆续续翻译成了中文，《可选择的现代性》《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历史的灾难与救赎》《在经验与理性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他的《追问技术》有出版社早做过中文版的预告，但一直没见出版；他的第一部著作《马克思、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也有人在翻译；《技术体系》出版没多久，中译本也很快出版了。

芬伯格把他最近的立场总结为“批判的建构论”（critical constructivism），试图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建构论方法结合起来，使技术批判理论更具体和更具有经验意义，强调社会的因素在技术的设计和发展中的作用。由此出发，通过技术的使用者和相关利益者的民主参与，可以改变技术的设计和路径。

芬伯格在他的不同著作中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总是有重复的部分，比如《技术体系》的第四章是个案例研究，讨论的是互联网，而他在《可选择的现代性》中也详细讨论过相关问题，尽管随着这几年互联网的发展，芬伯格也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技术体系》的第一章是讨论马克思和福柯的，这部分内容在此前的《技术批判理论》中也已经详细讨论过。

马克思和福柯之间的关系是我最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复兴时，很多经济学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分析上，芬伯格将这一观点归结为“技术的设计批判”，认为一部分人的利益主导了技术的设计，压制或者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芬伯格认为，马克思只是将他的这种分析局限在工厂的范围内，而福柯却将这种方法加以概括，形成了他的“知识即权力”的理论，用于分析一般的社会现象，例如监狱、军队、医院、学校等。这样一来，社会的律令就被体验为技术的限制，而非政治的压制。对此，芬伯格写道：

“Those constraints are embodied in systems that determine individuals’actions more effectively than political authority by determining their reflexes, skills, and attitudes. ”（英文原版第21页）

这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这些限制体现在（技术）体系中，通过决定个人的本能反应、技能和态度，（技术）体系能比政治权威更有效地决定个人的行为。”《技术体系》的中译本将这句话翻译为：“这些限制被嵌入这些体系中，这些体系比通过决定它们的反应能力、技巧和态度而产生的政治权威更有效地决定着个人的行动。（中译本第31页）”译者好像没有读懂这个复句。

由此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和福柯对社会现象都持有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观念。福柯认为，事物的背后“并没有一个永恒而重要的秘密”，而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道：“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对此，芬伯格写道：

“This passage distinguishes the thing qua thing from its mea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英文原版第28页）

“这段话区分了作为事物的事物和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含义。”如此简单的一句话，中译本竟然翻译成“这段文字从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区分了作为事物的事物（中译本第42页）”。我都怀疑这是用翻译软件翻译的。

马克思和福柯不仅在分析问题的方法上类似，而且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有类似之处。对此，芬伯格写道：

“What in Marx is class interest, struggle, and consciousness finds its parallel in Foucault’s notion of an inherent resistance of life to power guided by ‘subjugated knowledges’reflecting the experience of subordinate participants in sociotechnical networks.”（英译本第34页）

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马克思那里的阶级利益、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类似福柯的生命对权力的内在抵抗的观念，这种抵抗是由‘被压制的知识’引导的，而这些‘被压制的知识’反映了社会技术网络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参与者的经验。”“被压制的知识”指的是技术的生产者和使用者的经验，但在技术的设计中，却被当作外行的经验而不予考虑。中译本把这段话翻译为：“马克思的阶级利益、斗争和意识概念，类似于福柯的生活对权力的固有抵抗概念，而权力受‘征服性知识’的引导，‘征服性知识’又反映了其参与者在社会技术网络中的体验。（中译本第51页）”译者好像又没读懂这个简单的复句。

芬伯格的书不好翻译。有一次我到日本东京大学开会，碰到芬伯格的《追问技术》的日文版译者，他也跟我抱怨过。我当年不知深浅，贸然翻译了他的《技术批判理论》，虽然学到了很多东西，但至今汗颜，不敢重读当年的译作。这学期因为给研究生上“技术批判理论”的课程，仔细读了《技术体系》的原书和中译本，很喜欢这本书，希望能读到比较通顺的中译本，倒是没有给别人“改作业”的嗜好。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