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
监督国家工作人员是宪法赋予公民的神圣职责，公民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履行自己的监督责任。
■本报记者 王剑
最近，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事件经视频曝光，并被迅速惩处。与此同时，河南省出台新规，对擅传公共场所监控视频行为予以高额处罚，将侵权责任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衔接起来，提高了泄露公民隐私的违法成本。
近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就群众网络反腐与政府官员廉政监督边界，以及公共利益与公民隐私保护冲突问题，采访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教授乔新生。
《中国科学报》：最近，河南省出台新规，对擅传公共场所监控视频行为予以高额处罚。对此您怎么看？
乔新生：我认为铲除腐败需要赋予公民更大的监督空间。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监督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公民可以依法正当地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其行为受到法律保护。
以上海法官嫖娼案为例，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8月7日发出《关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赵明华、陈雪明等法官违纪违法案件的情况通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整顿作风，严肃纪律，坚决清除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和害群之马。这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部分法官嫖娼行为的性质已经作出认定，有关当事人举报的事实确实存在。
监督国家工作人员是宪法赋予公民的神圣职责，公民可以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通过合法的手段履行自己的监督责任。如果当地公安机关接到举报人的举报之后，没有依法处理案件，那么，还应当追究当地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不少官员违法事件都是通过网络视频曝光而揭露出来的，此类视频曝光是否涉及到侵犯隐私权的问题？
乔新生：我国宪法和法律对于公民举报的动机和目的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只要举报的事实材料真实可靠，国家司法机关就应该追究被举报人的法律责任。无论公民是出于个人利益的需要，还是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只要其举报事实清楚，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但问题的症结在于，如果以刺探他人隐私的方式搜集有关证据材料，那么，个人隐私就会面临极大的风险。为了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权，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禁止采取这种秘密取证的方式在未经法律授权的情况下获取他人的隐私。
以上海法官集体嫖娼案为例，部分学者认为，由于上海高级法院的法官属于公众人物，因而他们不享有隐私权。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属于公众人物是否能由个人来裁量，如果举报人可以随意地确定公众人物的内涵和外延，并且将自己秘密获取证据的行为称之为监督行为，那么，将会导致无辜者受到严重伤害。所以，我们应该对这种采取秘密方式刺探他人隐私的行为给予强烈谴责。
要想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必须建立一个开放透明的司法体制，让公民通过合法的方式公开监督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公民应当通过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并且千方百计地督促国家立法机关修改完善管理制度，充分保护公民的诉讼权利和监督权利。
《中国科学报》：就公民隐私问题而言，群众网络反腐与政府官员廉政监督的边界在哪里？
乔新生：在对涉案人员身份进行准确认证之前，在互联网上公开报道他们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侵权行为。中国正在逐渐走向法治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依靠纪律检查机关的力量惩治腐败很有必要，但是，如果操作不慎，就会变成敲诈勒索或者打击报复。
同时，公民应当理性地看待法律案件。新闻媒体报道法律案件的时候，应当注意以下几个基本职业准则：首先，应当遵守权威性信息原则，当司法机关正式发布的信息与当事人提供的信息不一致或者有明显差别的时候，应当报道司法机关正式发布的信息。
其次，应当遵守平衡性的原则，新闻媒体采访报道的时候，既要听取控告方的意见，同时也要听取辩护方的意见，使案件的报道客观公正。
第三，应当遵守告知义务，向读者或者观众说明案件审理的过程，防止由于新闻媒体的揣测性报道或者不应有的新闻审判，让读者或者观众对案件的性质发生错误的认识，对案件的当事人产生主观偏见。
《中国科学报》：个人隐私保护与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点是什么？
乔新生：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脱胎于个人利益，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个人利益，那么也就没有了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个人利益至上的原则，不仅写入了西方现代法治国家的宪法，而且成为西方现代国家最基本的治国理念。所以，我们在讨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的关系的时候，不能夸大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应该从切实保护公民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仔细分析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当然，要求维护社会秩序，必须牺牲或者暂时性地损害部分个人利益。但是，在处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之间关系的时候，必须制定完善的法律。没有法律规定，任何人都不得损害公民的利益。
《中国科学报》 (2013-09-02 第5版 思想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