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兵
公共与隐私的界限并非总是泾渭分明，也无法用一个简单的原则划分清楚，很多情况下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境进行分析，特别是结合个案来认识公共与隐私的关系。
■本报见习记者 韩天琪
随着新媒体与传播技术的发展，在公共场所，人们随时会被偷拍、录像、监控，并通过网络曝光于天下。公共场所隐私权保护研究正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如何定义公共场所隐私权？如何对公共场所隐私权进行保护？《中国科学报》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晓兵。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公共场所是否无隐私可言？一个人选择置身于公共场所，是否等于放弃了隐私权？
李晓兵：首先，我们需要对“隐私”的概念作一个界定，隐私是与公民个人私生活密切相关的私人状态和信息，并且不希望被他人知悉。如果某人在公共场所的个人行为被监视器、录像和视频公布出来，这在某种意义上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其个人的隐私权遭到了侵犯。公共与隐私的界限并非总是泾渭分明，也无法用一个简单的原则划分清楚，很多情况下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境来进行分析，特别是结合个案来认识公共与隐私的关系，可能更为妥当。
当然，一个人选择置身公共场所也并不意味着其就自动放弃了隐私权，因为每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很多情况下都要参加公共场所的各种活动，但是其现身于公共场所并不是以曝光其个人隐私为目的的，在公共场所活动同样也应该主张对其隐私权进行保护。在某种意义上，隐私权应该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而重要的权利。
《中国科学报》：现实中，很少有人因为侵犯公民隐私权而受到法律制裁，这是否助长了网络隐私侵权的泛滥？
李晓兵：现在看来，简单的承担民事责任已不足以防止大量的隐私被泄露的现象。关于公共场所个人隐私的泄露有这样三种情况：一是媒体、商家或不特定他人对公民在公共场所个人隐私的获得和利用。二是国家或相关授权机构基于预防犯罪、安全保障等目的而在公共场所设置的电子监控器等设备所获得的个人信息，若不妥当保护和使用，也可能构成对公民公共场所隐私权的侵犯。三是有侦查权的国家机关基于打击犯罪、收集证据的需要对特定个人在公共场所的秘密侦查，这也有可能侵犯到其他人在公共场所的隐私权。
而这三类侵犯隐私权的情况如果非常严重，那就有必要让侵权方承担更加严重的法律责任。比如，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商家、媒体或个人以某种目的故意泄露他人的个人信息等，情节特别严重，完全可以也有必要使其承担刑事责任。通过加大侵权人的法律责任，使其承担的法律责任多样化，可以更为有效地防止大规模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现象。而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当所获得的信息涉及到公民私人生活、财产状况等隐私问题时，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严重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公权力主体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中国科学报》：目前我国已经拥有数千万的摄像头，公共场所监控摄像头的使用、安装规范与管理，是否有相关的法律？
李晓兵：目前，我国在公共场所监控摄像头的使用、安装规范与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定尚存在很多的空白。前段时间，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河南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条例》，其中规定，在公共场所等安装技防设施时应当设置明显标识，以提醒公民注意自我保护隐私权；个人或单位擅自传播公共场所监控视频将被罚款。这是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对公共场所个人隐私权加以保护的一种尝试，其效果如何以及其本身的正当性问题更是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热点。
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在一个特定地方的某个特定时段发生的事情，其内容的所有者是摄像头所有人？还是有关的国家机关？还是任何个人都有权利调取其中的信息？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有法定调查权和侦查权的国家机关当然有权调取相关信息，那么其他的主体是否可以获得相关内容呢？如果这些主体对于公共场所监控摄像头所摄录信息使用不当，造成他人隐私权、名誉权等受到侵害，当然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现阶段，虽然我国没有太多针对性很强的关于公共场所个人信息管理的法律，但我们依然可以利用已有的法律来解决此类问题，比如民事领域的基本法律和相关的司法解释。
《中国科学报》：公共场所应如何对个人隐私进行必要保护？
李晓兵：可以通过完善的规则制度来实现公共场所中个人隐私的保护。比如，公共场所的建设者和管理者是否可以安装摄像头，其对于其安装的摄像头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相关法律应该予以明确。
此外，摄像头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对公共场所中的个人信息有保管、处置的权利，但这种保管、处置的权利要以其内容不影响和侵犯他人权利为前提，他们对于公共场所中个人隐私的保护应该共同承担法律责任。在具体个案中，甚至还要考虑到主观因素对于此类侵权事件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 (2013-09-02 第5版 思想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