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名医学院校的毕业生，到某专科的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需要经历怎样的成长？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他们除了在诊室，在手术室、在病房，还需要付出多少努力？
■本报记者 王俊宁
在中国，目前的医学学生学制一般分为5年（本科）、7年（本硕连读）和8年（本硕博连读），而每个医学学生在毕业前要首先通过教学医院48周的实习，之后进入医院进行毕业后实习。
而后至少要经历两年的考核期晋升为住院医师，开始漫长的职业生涯。临床、科研两不误才有机会获得晋升，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要成为主任医师需要千辛万苦的成长。特别是许多三甲医院，在招收时就只招博士。
在当前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下，中国的医生在面对职业本身带来的挑战的同时，还要承受外来的压力与控诉。
难以承受之重
在西方，医学家常常这样阐释医学：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而在当前的中国，大多数医生更多的则是做着“短暂来诊治”的工作。
“我自认动作麻利，应对病人快速，可很多时候真感觉都应付不过来了。就拿我来说，一上午要看近60个胸科门诊病人，要仔细阅读每个病人的胸片CT，生怕误诊误治，还要耐心解释，这怎么可能？”针对许多患者抱怨医生的“流水式看病”，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著名肺移植专家陈静瑜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国，医生也有自己的苦衷。
不可否认，新医改推行到今天，我国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不仅仅是患者，还有医生。
“因为我国医疗体系不健全，加上医疗保险制度的制约，人们仍会选择到大医院看病。而这时候大医院的医生做的是本该社区医院医生的工作，这样既造成了医务资源浪费，也加剧了患者的医疗费用开支。”陈静瑜告诉记者，“庞大的患者人群一方面使得大医院的医生工作负荷加大，另一方面也使得医生没有与患者太长时间交流的可能。而除了日常看病之外，许多医生还要面临评级、科研、教学等任务，压力之大可以想象。”
与医生超负荷工作量相反的，则是中国医生群体的收入并没有相应得到提升。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告诉记者：“中国的医生群体收入与其他国家相比可谓少之又少。在西方国家，医生是收入最高的人群之一，靠的是医生高技术含量的劳动。可是在中国，医生的劳动是缺少相应价值的。”
工作负荷量大、休息时间少、科研任务重、晋升渠道少、收入偏低等等本就是许多医生面临的境况，如果再加上来自其他方面的伤害，这无疑会使中国医生的生存道路更添一层阴霾。
也因此，面对一系列伤医事件，中国医卫界四大组织——中国医师协会、中华医学会、中国医院协会和中国卫生法学会联合发出的谴责暴力伤医的声明中写道：“我们是一个社会群体，我们需要安静祥和的社会环境，请各方人士拒绝冷漠，善待医生，否则日后的医疗环境不堪设想。”
强势or弱势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与“城管和小贩”的冲突一样，在媒体的报道之下，医生与患者发生纠纷之后，不少民众仿佛约定俗成地将患者视为弱势群体，而医生则是强势的一方。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社会上很多人存在一种观点是医患纠纷当中，医生肯定是强势群体，这对医生来说是很不公平的。”邓利强认为，“不得不承认，个人在面对任何一个群体的时候都会显得渺小，显得无助。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医院是强势群体，患者是弱势。然而，医患纠纷具体到医生身上则也是一对一的个体，双方是平等的。实际上，以目前的政策和大环境来说，医患关系当中很多时候医生非但不强势，反而成为弱势群体。”
邓利强说的政策，最突出的便是医疗事故当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2002年，考虑患者举证难，我国开始实施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推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这就意味着出现了医疗事故纠纷，只要医院说不清楚，院方就有责任。院方有了责任，最终受处罚的还是医生群体。”邓利强补充说道。
此外，由于当前我国的医疗体制状况，医生群体很难有自己的职业风险投资，而在医患纠纷的处理上，很多医院还会把医疗赔付与医生的工资挂钩。“医院会根据赔付的多少从医生工资里支付2%、15%到30%不等。而医生在被处罚之后，往往求诉无门，无处申辩。”邓利强介绍说。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医患办副主任陈刚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在具体到医学领域的问题上，医生可能是强势群体，但是在医患纠纷过程中，无论是媒体报道角度、医院的问责机制，还是法院裁定上，医生群体更可能会是弱势群体。”
“所以，在发生了医患纠纷之后，无论是对患者还是医生来说，建立公平的处理机制和平台尤为重要。尤其是纠纷发生之后建立公正的第三方调节机制也很有必要。”陈刚表示，“走司法程序是对责任双方都负责的渠道，而国家也应该建立健全的保障机制。
沉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在频繁发生一系列伤医事件之后，公安部近日表态，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对暴力伤医行为坚决“零容忍”。然而，这条看似可以为医务人员带来更多保障的消息，却并没有让医务人员感到有确切的安全感。
“多年来公安部、卫生部多次联合发类似文件，然而现实中均难贯彻执行，暴力伤医事件并没有根除。所以，对于这次的表态，我不敢有太多期许。”陈静瑜告诉记者。也因为这样，以陈静瑜为代表的10名普通医生10月28日在医学界媒体上发表了《请保障我们的行医安全和尊严》的公开信。
“陈静瑜们”的呼吁并非多余。中国医院协会2012年进行的一个调查显示，全国有96%的医院有医生遭到过语言暴力，遭遇过身体暴力的达六成多。而与之对应的则是现实的无助，有权威调查显示，仅有28%的公安机关在医院发生这类纠纷事件时，帮助平息事态，而有70%的公安机关处在不积极作为状态。
这让身为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委员的邓利强感到很无力，“公安对我们的要求，往往并不希望我们介入，有时甚至认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邓利强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此外，即使有些医患纠纷上升到法律途径，通过司法渠道解决，法院依据司法鉴定结果而不是医疗鉴定结果的判决依据，也使医生处于被动一方。“因为司法鉴定的法医往往不了解医疗过程本身，很多都是‘外行断内行’，加上有些医院为了维护医院形象，医患纠纷发生后只想息事宁人，并不在乎医院医生的维权。”邓利强说道。
“我志愿献身医学……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著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这段医学学生铭记的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在频频的暴力伤医事件之后，被越来越多的医学界人士重新审视。
《中国科学报》 (2013-11-15 第17版 生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