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连庆
日本电影《樽山节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木下惠介在1958年执导的版本，另一个是今村昌平在1983年执导的版本。今村的版本获得了当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名气更大，流传更广。
今村昌平刚出道加入松竹电影公司的时候，木下惠介的声誉正如日中天，风头盖过如今倍受推崇的小津安二郎，像他这伙刚入行的年轻人都想投到木下惠介的门下做副导演，最后大家只好猜拳决定，结果今村昌平在猜拳时落败，被迫归到小津的门下，可他又看不上小津一成不变的拍摄定式，没多久就另谋他途。
今村昌平决定重拍《樽山节考》时，曾亲自致电木下惠介，说自己这次要采用实景，以写实主义的风格重拍。木下惠介听完之后说：那一定很辛苦了，那就好好努力去干吧。不过据说后来他看了今村昌平的重拍版并不满意。
《樽山节考》讲述的是日本信州一个贫瘠偏远的小山村有个风俗，老人过了70岁就要由儿子背上樽山，等待山神的“召唤”，实际上就是为了节省口粮，使家族延续下去。电影就是围绕着年近70的阿铃婆上山前后的故事展开的。
木下惠介在日本以拍摄“庶民剧”著称，最为国人熟悉的作品就是“煽情”的《二十四只眼睛》。他在拍摄《樽山节考》时采用了舞台剧的形式，人物在对话时，灯光会聚焦到人物身上，把背景隐去。电影的音乐采用的也是日本传统的能乐。
如果说木下惠介的《樽山节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日本的故事，那么今村昌平的《樽山节考》讲述的就是一个关于人类的故事。木下的版本中隐而不显的情节在今村的版本中如实呈现出来。村子里有户人家由于人口众多，偷藏了多余的粮食，结果全家被活埋。木下的版本只是暗示了这一情节，而在今村的版本中却完整再现了整个过程。
种族的延续不仅涉及“食”的问题，还涉及“性”的问题。在今村昌平的版本中，家族中只有长子才有结婚的权利，为了解决小儿子的“个人问题”，上山前的阿玲婆煞费心机。
今村昌平常常强调人的动物性的一面，从早期的《日本昆虫记》和《猪与军舰》，到后期的《鳗鱼》（他凭借此片在1997年再获戛纳金棕榈奖），只看片名就知道，在他的眼中，人无异于动物。在他的《樽山节考》中，蛇吃老鼠，死后又为老鼠所吃，人的“交配”同时伴随着动物的交配。
周月亮和韩骏伟在《电影现象学》一书中说，今村昌平的《樽山节考》是一部极有“现象学魅力”的影片，这表现在影片具有一种哲学的宇宙意识和哲学的生命意识。这类意识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怎么会具有“现象学魅力”？如果从现象学的角度解读电影，起码应该解读出一些不同的东西，或者说不借助现象学就无法揭示内在含义。
在我看来，与其说今村昌平的《樽山节考》具有“现象学的魅力”，不如说具有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说的“知识考古学”的魅力。福柯认为，我们的一些知识或观念并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在历史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或者说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借助“考古学”可以还原它们的本来面目。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的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中就指出，对于日本古代这种遗弃老人的风俗，国人往往以鄙夷的口吻来谈论，背后的自傲则是中国传统的“孝”意识，但是这种虚妄的优越感并没有多少依据。史料记载，直到宋代初年，中国一些地方仍然“百姓家有疾病者，虽父母亲戚，例皆舍去不供饮食医药，病患之人，多以饥渴而死，习俗既久，为患实深。”
对《樽山节考》的另一种解读是认为影片体现了一种求生存的生命意志，是与武士道精神不同的英雄主义，也是日本民族能够生存绵延的民族精神。如果中国古代也有这种风俗，那么我们在过去也有这种“民族精神”。周作人当年说过，中国并没有真的“亲日派”，因为中国还没有人理解日本国民的真的光荣。如此看来，我们不仅不了解日本这个近邻，也不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 (2013-11-15 第15版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