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苑前尘往事》，薛攀皋著，科学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张志会
2010年，我和同事就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史等对薛攀皋先生进行多次访谈，得以与薛先生相识。老人儒雅随和、博闻强识，对1949年后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科技领域的诸多往事如数家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他的《科苑前尘往事》一书已交付出版社，正值编辑和修改阶段，尽管因心脏病几次入院，他仍在病床上坚持改稿。欣闻此书付梓，我为薛先生感到由衷的喜悦。
千百年来，科学犹如普罗米修斯带到人世间的火种，给世界带来变化和希望。用科学来救国、强国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的夙愿，也是众多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的毕生目标。然而，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国的科学发展曾经走过不少弯路，尤其是当它被卷进权力或意识形态的洪流中时。“乐天宇事件”、“胡先骕事件”、“土超声波”、“金凤汉事件”、“刘亚光事件”和“牛满江事件”，这些中青年眼中的“前尘往事”，却是年长者心中深深的痛。本书作者薛攀皋正是这些往事的众多亲历者之一。
作者于1951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院部，长期在生物学口从事组织管理工作，曾任国家科委生物学组秘书、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副主任等职。作为一名科技管理干部和眼界宽阔、胸怀宽广的知识分子，老人1991年从中科院学部完全退休后，本着“为后世存信史”的精神，忍受病痛的折磨，自发从事科学史研究多年。他广泛查阅众多第一手资料、遍寻当事人，对这些曾备受关注的重大事件缕析史实，力图揭示内幕和总结经验教训，二十年磨一剑，终成此书。
由此书可以看出，“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令科学失去了自由和生机——科研人员的尊严遭到践踏，正常的科研时间得不到保障，科研方向也被外行随意扭转……这在以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为主要特征的“大跃进”运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时，整个科学界都在跟风，在作者所熟悉的生物口，先是中科院生物学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被迫与农民竞赛种高产田，放稻田亩产6万斤的“卫星”；然后为解答毛泽东“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疑问，中科院有6个研究所不得不研究粮食综合利用问题。再后来，为应对粮食短缺、浮肿病、饿死人的残酷现实，中科院20多个生物学研究所又被紧急动员，去研究小球藻、叶蛋白、人造肉等代食品。1960年时，各相关机构还得跟风停止一切正常的科研，参加全国性的“超声波化”运动。这些今天看来荒诞不经的事情，在当时却是势不可挡。作者认为，只有认真地总结历史，从中吸取教训，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除政治运动外，高端权力对学术自由的粗暴干涉，也是阻碍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方面的反面典型是书中提及的“乐天宇事件”。受中苏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生物学和农学中米丘林派与摩尔根派之间的争论，被有关部门贴上政治和哲学标签，有些人甚至将其上纲到两条路线之争的高度，由此导致摩尔根遗传学的国内研究和教学一度中断。1955年，植物学家胡先骕因转述苏联科学家对李森科歪理邪说的批评而被戴上“反苏”、“反共”的高帽，著作也一度被收缴上来，加以销毁。无独有偶，在“双百方针”提出来之后的1958年，心理学又被一些领导人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痛加鞭挞，令其发展受到严重挫折。在“文化大革命”中，心理学更因此而全面停止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遭到撤销。
在非理性的政治运动和权力干涉中，科学家不但被剥夺了进行学术争论的权利，就连起码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书中提及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王家楫、朱宁生这些老科学家因莫须有的罪名而含冤去世时，作者的悲痛和惋惜之情溢于言表，甚至怀疑自己这个传话员是这一冤假错案的“始作俑者”。他“衷心希望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反复地受歧视，不被信任，被丑化、扭曲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让他们能在稳定、持续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方针政策下，有宽松、宽容、宽厚的环境，为祖国、为人民的科学事业和建设事业施展才华”。
理性的反思和批判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作者还原历史真貌，着眼的是以史为鉴，期望的是政通人和。也只有这样，科学家才能够人尽其才，造福社会。
《中国科学报》 (2012-07-13 B2 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