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思玮
整顿抗菌药物的“硝烟”似乎并不像当初那么浓烈，但的确让国内的抗生素滥用现象有所改观。
“更为重要的是，抗菌药物整治活动让临床医生逐渐意识到，临床微生物学实验室对感染性疾病诊断和抗菌药物合理使用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学部顾兵说，抗菌药物整治文件中已明确要求，临床医生在使用抗菌药物时，必须要采集标本进行微生物学检验。
的确，我国细菌耐药形势不容乐观，国内主要耐药菌检出水平远高于欧美主要国家。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MRSA）、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等耐药菌已严重影响临床感染性疾病的治疗。
那么，我国临床微生物学实验室现状如何，能否承担抗菌药物整治行动后与日俱增的临床微生物标本？
落后国外
在国内，医务人员常常把临床微生物学实验室称为“细菌室”。由于临床微生物学实验室为医院“挣钱”不多，领导重视不够，绝大多数医院临床微生物学实验室规模较小，人员相对不足。
“可以说，都是勉强进行细菌检验、真菌检验和结核检验，对病毒检验关注很少，寄生虫检验和分子微生物检验几乎是一片空白。”顾兵坦言。
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临床微生物学实验室为例，该实验室面积为1200平方米，实验室员工75名，服务的床位不足1000张，平均每百张床位配备临床微生物检验人员7~8名。
而我国的情况是：55%的三级医院只配备了1~3名临床微生物检验人员，35%的三级医院配备了4~6名临床微生物检验人员，而配有7名以上微生物检验人员的三级医院仅占10%。
如果以每家三级医院病床数量为1000张来计算的话，国内每百张床位配备的临床微生物检验人员在0.5 人以下，不及国外的10%。
并且，美国UCLA临床微生物学实验室的亚专科分工也非常细，共有厌氧菌、药敏检测、结核、真菌、寄生虫、病毒学等9个亚专科。
“专业的细化，可以明显提升检验人员自身水平，增强对临床的服务能力。”顾兵表示。
在对一般的血培养问题上，美国UCLA临床微生物学实验室要求临床医生至少送双侧双套血培养。如果遇到感染较严重的患者，常常连续数天，每天送一套血培养。
数据统计显示，国内70%以上的医院每天送检的血培养还不足10瓶。“并且大部分医院还没有做到，血培养基本的双侧双套送检。甚至在很多医院，大部分的血培养送检为单瓶。”顾兵担心，这种做法将会严重影响临床感染性疾病的诊断与抗感染治疗。
意义更为长远
“千万不能指望临床微生物实验能给医院谋多少利，但一份可靠的临床微生物学报告，却可能避免数万元无效抗菌药物的无效使用，在宏观上节约更多的医疗资源。”顾兵表示，临床微生物学实验室的发展关系到感染性疾病的诊断、抗感染治疗以及感染控制工作的开展。
那么，我们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发展临床微生物学实验室呢？
顾兵认为，首先应该得到相关领导的重视，把微生物实验室的面积、人员数量和仪器设备配备等基本要求，写入抗菌药物整治和等级医院检查文件，以延缓我国细菌耐药性的发展，推动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
但毕竟临床微生物学知识更新较快，新发传染病、新的检测方法、新的细菌耐药问题等层出不穷。
“这就要求临床微生物检验人员，能够与时俱进地对新的临床微生物学知识进行学习，经常阅读专业的期刊和书籍，以及CLSI（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组织）新的规范文件。”顾兵说。
而针对于即将到来的分子微生物诊断时代，顾兵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分子生物学方法用于临床微生物的快速诊断，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目前国内一些实验室，却把分子室和微生物室设为两个独立部门，“这显然不合理”。
“未来的临床微生物学的学科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即将现有的实验室与血清学实验室和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进行整合，并注意发展和规划病毒学实验室和寄生虫学实验室。”顾兵还建议，在有条件的教学医院，还可以考虑设置教学与研究实验室，或设置转化临床微生物学实验室。
此外，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人员还应注意加强与临床医生和感染管理人员的沟通与交流，将临床微生物检验结果用到临床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用到感染防控中去。
“或许，几年后，微生物检验报告也能像生化检验报告那样，当天便能发出报告。”这不仅是顾兵期望的，也是全球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人员共同努力的方向。
《中国科学报》 (2012-10-23 B4 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