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时
颜昌翔和王跃明，一个是东北人，一个是南方人；一个在长春工作，一个在上海打拼。可这两个看似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一见面却是称兄道弟，情同手足。
他们的相识，都是因为天宫一号。
此次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空间应用系统中的高光谱成像仪，是由颜昌翔所在的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和王跃明所在的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合作研制而成的。
与神舟系列飞船上的光谱仪相比，这次高光谱成像仪的分辨率更加精细，能够分成100多个通道，分辨率达到了原来的7~8倍，已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当。
但对颜昌翔和王跃明及他们背后的研究所来说，在合作过程中得到的，却远远不止技术上的突飞猛进。
3年要来5公斤
天宫一号上的高光谱成像仪现在的体重是80公斤，能够对地面景物进行十分精密的光谱探测。地物的光谱图像展开之后，通过对光谱曲线的判别，还能对地表的物质特性作更细致的研究。
可是，载人航天工程首要的任务是载人，给空间应用系统的资源配置就相当紧张。因此，最初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总体部分配给高光谱成像仪的重量只有75公斤。
“我们就为了这5公斤，磨了整整3年。” 高光谱成像仪分系统主任设计师、中科院长春光机所一部副主任颜昌翔说，“那时候，每次开会都要为这5公斤讨价还价，到初样设计阶段还没定下来。”
他们的这台高光谱成像仪，首次使用了适合航天的、重量轻刚度好的新材料，在设计、工艺等方面都做了最优化的考虑。
“我们已经把每一个步骤都做到了极致，仪器确实没法再轻了。” 高光谱成像仪分系统副主任设计师王跃明告诉《科学时报》记者，从75公斤到80公斤，高光谱成像仪经历了无数专家的“严刑拷打”。
“每个零件的重量都拿出来计算，每块板子都要问是不是太厚了。后来专家们发现确确实实没有‘油水’可榨了，才给了我们这5公斤。”
但他们也理解，总体部的这种“抠门”，对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来说，在很多时候是必须的。
“对空间科学实验而言，8公斤、10公斤可能就能安排一项实验，这项实验可能代表了一个领域，可能能够产出重要的科学成果。我们这样不近人情，都是为了大局考虑。” 空间应用系统总设计师助理、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总体部总体室主任吕从民说。
其实，吕从民自己也是被“严刑拷打”出来的。一面要在确保载荷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尽可能控制资源配置，一面还要向任务大总体打报告，尽量为空间应用系统多争取一些资源。
“王院士没把我们当外人”
在光学仪器领域，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已经有了60多年的积累，是这一领域的“老大哥”，而上海技物所则在上海后起直追，也具备了雄厚的实力。
“两个研究所强强联合进行单台航天仪器研发的模式，在中科院乃至整个中国都很少见。”长春光机所和上海技物所合作的历史比较悠久，但在航天领域如此大规模的合作，确实还是第一次。
从2006年初开始，两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就制定了两周碰一次头的协调机制。这次光机所去上海，下次技物所来长春。“几年下来，我们都混成航空公司的VIP了，连我们所长都没有这待遇。”颜昌翔开玩笑说。
而最让王跃明感动的是，颜昌翔的导师、中科院院士王家骐。
天宫一号任务开始后，中科院副院长给王家骐下了一道“委任状”，邀请他给项目组当技术质量顾问。
虽然是义务劳动，但70多岁高龄的王家骐还是尽心尽力。当时，上海技物所负责研制的高光谱成像仪指向镜遇到了一些难题，王家骐就帮助他们把关设计，并提出了许多建议。
“王院士没把我们当外人，他把我们都当做自己的亲学生，毫无保留地指导我们。”王跃明说，“他真正是站在国家的层面，一切都是以确保完成任务为出发点的。”
2005年博士毕业后，28岁的王跃明就接手了天宫一号空间应用系统重要载荷的研制任务，而颜昌翔也是在博士后出站一年多后就走上了这个岗位。
“我们两人虽然都很年轻，但我们背后有两个实力雄厚的研究所，还有许许多多经验丰富的专家给我们帮助和指导，才让我们能够担当这样的重任。”
而老一辈航天人传承给他们的，除了知识和经验，还有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实验室的灯半个月没关过
在这次高光谱成像仪的研制中，长春光机所负责可见光部分的研发和仪器的最后集成，上海技物所负责短波红外部分的研发。
2009年，上海技物所一个仪器组件的研制进度受到了影响，从4月16日到30日，实验室里的灯就没有关过。“不光是我们，其他部门也是24小时待命。当时我们那一个装配师傅，半夜10点把他从家里叫来，一直干到3点多。然后师傅回家睡觉，下一道工序马上跟进。那时候，没有一个人有怨言。”
经过半个月的昼夜攻关，进度终于赶上了。5月1日，王跃明带着最新研制的仪器组件，到长春和颜昌翔胜利会师。
不仅在中科院内，这种大力协作的精神在高光谱成像仪项目的几十家外协单位中也十分普遍。当时，负责高光谱成像仪感应同步器的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下属的一个公司，为了让部件满足航天要求，也进行了大量的攻关。这件事让颜昌翔非常感动：“他们做这些是不赚钱的，但还是开足马力配合我们。”
这样的精神也延伸到了他们的家庭里。王跃明的小孩只有1岁，但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更多时间帮助妻子照看小孩。“说家里人没有怨言是假的。不过，他们虽然嘴上有怨言，但我能感觉到，他们在内心深处是支持我们的。”
神舟六号发射的时候，颜昌翔的儿子在幼儿园，到处跟小朋友说“我的爸爸是发明神舟飞船的”。对这个总是不在家的东北汉子来说，儿子发自内心的自豪让他动容；对这些把所有醒着的时间都献给了载人航天事业的人来说，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就是他们最大的宽慰。
《科学时报》 (2011-09-30 A2 中科院助力天宫寻梦专题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