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名片：

余新忠，1969年出生，浙江临安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英才教授”。主要从事医疗社会文化史和明清社会史研究。

如果说余新忠从事历史研究，完全是一种误打误撞的话，那么当他进入史学研究这片土壤后，才发现其中的魅力也正是自己的兴趣所在。

在高中的时候，余新忠就因历史成绩好被同学称为“历史万元户”，但高考报志愿的时候，他却没有选择历史专业。“不过，命运就像是安排好的一样，我最后还是被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系录取了。”

就这样，余新忠开始了他的“历史之旅”。从本科到硕士，从博士到博士后，一路走来，他也对历史有了不同的感悟：过去，我们总以为历史学得好就是记忆好。其实，历史是需要思考和探索，需要我们在掌握详实史料的基础上，不断地提出质疑、提出新的认知、探索新的领域。

医学史研究燃起兴奋点

刚上大学的时候，余新忠关注较多的是经济史。而后，他逐渐发现自己并不是真的对经济史中的经济本身的内容感兴趣，而是更关心跟经济有关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经济关系。

“大三的第二学期，我有幸读到了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写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第一次真正接触社会史，感觉特别兴奋，觉得一下发现了自己内心真正的学术兴趣。”后来，余新忠跟随冯尔康先生问学，无论是风格理路还是具体的研究思路方法，都深深地印上了冯先生的烙印。

“冯老师从不给我们指定研究课题，总是建议我们结合自己的兴趣和阅读去发现问题和研究题目。”余新忠说，冯老师强调要时刻关注海内外的研究动态，并且要求学生应该选读一本基本的史籍。“如果在阅读中遇到问题向冯老师请教，他很少会直接给出答案，通常都是和我们一起通过查找各种史籍来进行讨论。”

之后，余新忠将自己的研究兴趣转移到明清史，并关注整个社会的灾害及其社会救济。正巧，那时候，他要去苏州大学参加中国社会史学会的年会，需要提交一篇论文，他就撰写了《道光三年苏州大水及各方之救济——道光时期国家、官府和社会的一个侧面》一文。正是在写作该文过程中，让他接触到了众多嘉道之际全国性大瘟疫的资料，引发了他的好奇心，促发他进入了医疗社会史这一新的学术领地。

提倡开展“生命史学”的研究

虽然之前余新忠并没有接触过太多医学知识，但是他并没有畏惧。在他看来，对于有足够学习能力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一个足够进取的心态，以问题为导向，以自己的学科为基础，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学什么，就努力学什么。

就这样，他利用半年的时间自学了医学史、中医学和传染病学的知识。“每一个学者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时，都不可能不感到自己知识上的不足，所以我们只能边学习边研究。”

之后，余新忠又尝试在医疗史研究中引入社会文化史的分析视角。“让具象的人回到历史中来，将史料当作一种文本去解读，不仅要看到史料表面的意思，更要透过文本，看到其背后的意涵。”

最近几年，余新忠又提倡开展“生命史学”的研究。“回归生命，聚焦健康，在历史叙事中呈现多元的具象的个体生命。”当然，“生命史学”不仅是医疗史，还可以涵盖更广的范围，医疗史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首先应该关注和研究的一个内容。

尊重内心的兴趣

如今，余新忠在教书育人时特别注意尊重学生的兴趣，倡导在宽松环境下做研究。“当然，大学教师一定要站在学术的前沿，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也能让自己学术研究得以继续。”他深知，没有一流的科研，就谈不上一流的教学，但同时，若没有对教学积极真诚的投入，高水平的研究也不可能自动转换为优质的教学。因此，他对教学工作倾注大量的心力

在教学中，他主动学习国际先进的教学理念，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比如，他非常强调精读史料，每年都开设“医疗史史料精读”课，这得益于他在日本做博士后的训练。他回忆说：“我的导师夫马进老师的课基本上就是以读资料为主。一种史料基本都是从头读到尾，从字词的解释、人名地名到典章制度等，几乎不放过每一个细节，虽然进度很慢，但收获甚多。”

之后，他还借助留学剑桥大学和访问哈佛大学等机会，学习采用了在教学中设计开放性议题、分组讨论并展示的教学法，来激发同学们的想象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此外，担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后，余新忠一直积极地推动本科教学改革、搭建各种学术平台、举办了一些学术活动，努力营造学院的良好学术氛围。

“南开这片热土一直滋养着我，我也希望在这片热土上发挥自己的光与热。”余新忠说，在南开大学生活工作了20多年，非常喜欢这里的尊师重教的学术氛围。

采访中，余新忠特别强调，做学问一定要尊重内心的兴趣，如果没有兴趣的话，你就不愿意去钻研，也很难做出成绩，自然也不会有自信。“希望更多年轻学人加入医疗史研究，共同推动它的发展。”

代表论著：

1.《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2.《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