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高校都在办英语系，但某些地方的师资力量又的确不够，这就导致学生质量下降。然而伴随着国际化，社会对高校英语提出的要求又越来越高，导致对英语专业的认知出现混乱。英语专业的人应该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

■本报记者 陈彬

“我们要培养具有中国认同、国际眼光，拥有家国情怀、世界关怀，会说外语、讲述中国的人才。”这是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曹卫东的一句呼吁。

就在曹卫东发出此言的几天后，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的一场以英语建设与发展为主题的研讨会上，多位高校专家同时发声，希望英语专业教学能“回归人文学科的本质”。

无论是对培养“会说外语、讲述中国的人才”的呼吁，还是对“回归人文学科本质”的希望，实际上都表达了对目前英语专业教育现状的一些不满。那么，他们不满的原因在哪里呢？

“英语专业教育作为人文学科的一大门类，它的专业性去哪了？”刘国（化名）是北京某重点高校外语学院的院长，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上，他的这句话说出了很多人的疑问。

遭遇尴尬

在历史上，由于中国的现代大学模式深受西方教育模式影响，因此外语专业的学科设置几乎是伴随现代大学的产生而出现的。如中国第一座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堂便已经开设了英文课程，而以钱钟书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大家，其大学阶段研修的专业也是外文专业。

“从专业属性来看，英语专业从属于人文专业，其学科特点决定了这一专业在常规的语言技能培养之外，还承担着重要的专业使命，那就是通过语言学习对象国的历史、文化和其他人文性内容，这些内容应该是小众化、带有研究性质的。而在钱钟书所在的时代，我们的英语专业教育正是如此。”采访中，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处长金利民如是说。

事实上，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英语教育的“专业化”模式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俄语专业在国内的迅猛发展使得英语专业几乎被彻底“边缘化”，当时的课程设置也沿袭前苏联模式，开始强调外语技能训练。

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为了适应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许多院校的英语系纷纷尝试创立经贸、新闻等复合型专业。这一时期，外语技能课占主要地位，复合型专业以专业选修课、专业倾向或专业方向等形式出现。虽然这种英语与应用型专业复合的模式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但结果却往往是这些专业在成熟后便脱离英语系，其毕业生不再是复合型外语人才，而是其他专业人才。换言之，这种改革不仅没能解决英语的学科建设问题,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其工具化倾向。有学者对此评论道：“大学的专业英语教育已在根本上沦落为职业培训。”

英语专业教育遭遇的尴尬在新世纪更加明显。

“目前，学生在进入大学前，已经在中小学阶段接受了十多年的英语训练。单纯的语言技能学习对他们而言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如果我们继续认可这种趋势，英语专业只能吸引中等教育结束时英语水平不好的学生，这更与英语专业教育本身的诉求背道而驰。”金利民说。而这样的尴尬也就催生了一个共同的呼声——英语专业教育需要回归“专业性”。

出现混乱

事实上，对于“回归”一词，有些人是持不同看法的，如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程晓堂。

“英语专业本身就是人文学科，这中间并不存在‘回归’的问题。”采访中，程晓堂表示，英语专业的“工具化”现象的确是存在的，但对这一现象需要客观看待。比如在国内一些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历史悠久的知名高校，英语的专业教育一直都沿袭人文传统，并没有什么变化，变化主要发生在大量新开设英语学科的普通院校。

据了解，从本世纪初开始，随着国内外交流的日益频繁，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重要性也在提升，加之开设英语专业所需要的硬件条件少，“懂英语就能当英语老师”，因此大量高校开办了英语系。

据2013年的一项统计显示，在全国1166所本科高校中，有903所大学开设了英语本科专业，占我国本科高校总数的77.4％，高居国内各专业之首。换言之，如果单纯从开办数量看，英语专业俨然已经成为了国内高校的“第一专业”。

然而，新兴专业受困于自身在师资、学科建设等方面的不足，并不能维系英语的专业性教学，只能加强技能性学习。“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这样的高校，人文传统深厚，教授也学贯中西，他们所开设的英语专业和某些缺乏足够基础而盲目上马的英语专业相比，显然不一样。”程晓堂说。

“很多高校都在办英语系，但某些地方的师资力量又的确不够，这就导致学生质量下降。然而伴随着国际化，社会对高校英语提出的要求又越来越高，导致对英语专业的认知出现混乱。英语专业的人应该思考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刘国说。

争议转型

在此次中央民族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上，有专家提出，如果英语系按照目前的状态发展，至少需要砍掉一半。这一想法虽然在短时间内实现并不现实，但正如刘国所说，面对英语教育“工具化”倾向依然盛行的现状，该专业未来的发展确实值得人们关注。

对此，刘国的建议是，是否可以开辟一些专门针对小众的英语专业，并对其进行专业化的支持。“这种支持一定要考虑英语专业教育的专业性和国际化程度，还要考虑专业本身如何为文化建设作贡献，这三个因素不是所有院校都能做得到的，只能交给‘小众’来做。”至于其他高校的英语专业，或选择转向，或慢慢萎缩。至于转型的方向，刘国表示，英语专业仍然需要放大英语的技能性特征，强调复合型，加强与其他专业间的合作。

虽然也认为英语专业教育需要分流，但金利民并不赞同英语在专业层面与其他专业的复合。

“从专业性看，英语专业的发展应回归人文小众的本质，然而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英语能力也愈加被重视，我们没必要非办成英语专业。至于英语专业与其他专业的复合，也存在相当难度，因为有些领域的专业知识，并不是熟悉英语教育的人所能掌握的。”金利民说，比如英语专业教师如何转行成为医学英语、生物学英语的老师？

在金利民看来，与其让英语教育者花费精力去建医学英语、法律英语……不如在学校整体层面上，做好英语专业教学之外的“大学英语”教学，提升学生自身的英语能力，使英语与不同学科间的复合发生在学生自身，而不是专业层面。“我们需要把大学英语做得更精彩，让学生有更多选择。事实上，我们甚至没有必要全部开设大学英语，可以开设法语、西语、日语等不同语种，让学生进行多种复合。”

承担压力

刘国曾经有一位很出色的学生，在国内获得英语专业的本科学历后，他选择到英国继续攻读学位，并在某著名高校顺利毕业回国。然而不久前，这名学生找到刘国，询问是否可以回校报考一次英语的专业八级考试，这让刘国感到有些奇怪。

原来，这名学生在找工作时，尽管已经在国外生活多年，甚至所学专业也是英语专业，但很多招聘单位依然要求他出具专业英语八级的证书。

这个故事让刘国很无奈：“一方面，正是由于缺乏专业性学习，使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寻找工作时缺乏专业性的学科背景，也就是核心竞争力。这导致学生在就业市场上只能通过证明其英语技能的等级证书来证明自己的英语能力；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目前我们的英语教育承担了太多不该承担的压力。试问，在高校众多专业中，除了英语，还有哪门专业需要通过来自社会的等级考试来检验学习效果？”

在他看来，英语等级证书的出现，代表了社会对高校英语教学效果的一种不信任，要用另外的方式考核学生。“看上去是一个激励措施，实际上是巨大的压力。”

除了压力之外，四、六级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外语学习的“工具化”倾向。

有专家表示，国外高校的外语学习并不要求把语言运用到如何高的水平，而是更加注重培养学生跨文化的认识能力，促进学生对他国文化的理解。“相比之下，四、六级考试主要考察的是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这并没有真正实现外语学习最根本的目标。更重要的是，经过各种改革，虽然目前四、六级考试在内容和是否与毕业生挂钩等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改变，但其重要性依然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指挥棒”下，学生更加注重对英语应用技巧的学习，这成为英语教学的另一压力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