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章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3-12-30 12: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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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ESA,多达227个美国物种将会消失
《濒危物种法案》四人谈

美国里程碑式法律实施40周年之际,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在起作用?什么需要改变?图片来源:AFLO/NATUREPL.COM
 
为了防止商业贸易对野生动植物种的过度利用导致物种灭绝的危险,1973年3月3日,21个国家在美国华盛顿签署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各国立法者逐渐意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保护濒危物种是当务之急,根据CITES的要求,制定了相应的国内法。受CITES的影响,美国国会于1973年通过《濒危物种法案》(ESA)。
 
ESA是世界范围内最富效力的物种保护法律之一。在该法案4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4位相关专家对该法案进行了评价。
 
该法案久经考验
 
Noah Greenwald(美国生物多样性中心濒危物种项目主管)
 
ESA使秃鹰能从一个海岸飞到另一个海岸、灰熊能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美国短吻鳄能出没于东南部。该法案依然是人们保护物种及其栖息地的最好工具,事实上也是人们帮助恢复锐减物种的唯一方法。
 
自1973年生效以来,ESA在保护物种灭绝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迄今为止,在受到该法案保护的超过1500个物种里,只有10个已经灭绝,其中有8个在受到保护之前就可能已经灭绝。2006年进行的一项分析结果显示,若非ESA,多达227个美国物种将会消失。
 
这一里程碑式的法案也使动物和植物的数量开始恢复。对美国东北地区所有受联邦保护物种进行的一项研究称,自从被收入保护名单后,超过90%的物种趋于稳定或情况有所改善;超过80%的有望达到科学家设置的恢复目标。
 
虽然ESA因授权保护个别物种而非生态系统而备受指责,但是它也推动了生态系统管理的一些最成功的努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4年“西北森林计划”的通过。这些土地使用政策能够保护北方斑点鸮、斑海雀及太平洋大马哈鱼等动物生活的森林和水生动物栖息地。
 
通常那些主张远离法案的坚决保护而是支持灵活的生态系统管理的人,并非为了促进保护工作,而是为了避免经济冲突。但在实践中,保护一个物种可能就意味着保护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能帮助野生生物和人类享受到良好生态系统提供的洁净的水、空气和其他福利。
 
关注更远大的图景
 
Amy W. Ando(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环境自然资源经济学教授)
 
ESA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胜利。但是,直到物种走到灭绝的边缘,它才推动管理者对其进行保护,所以产生支持和风险适得其反的循环。很多时候,在没有完全消除使物种限于风险之中的因素时,保护就可能被撤销。
 
该法案能够帮物种免于受到捕猎等人类活动的直接威胁,但是大多数物种数量下降是因为入侵物种、大范围陆地流转和气候变化等复杂因素,而对于这些因素,该法案的功效十分有限。例如,利用ESA保护北极熊免受海冰融化威胁的努力,不能推动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的签订。
 
此外,一个将所有物种设定为具有相同价值的保护政策也会适得其反。公众认为没有价值的强制性开支,可能耗尽社会将资源用于物种保护的意愿,这实际会缩减政府和公民个人物种保护努力的总和。例如,ESA要求保护一种小型、不太迷人的鱼类——胡爪鱼,这导致民众对加州水利用限制政策产生争议,并引发了反保护情绪。
 
因此,保护个别物种的政策不应该基于无差别条款。相关保护条例应该根据物种的社会价值——其在自然群落里发挥的作用或其在人们心中和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例如,河蚌能过滤危险细菌;海龟古老史诗般的迁徙能够激发人们对它们的敬畏。无论如何,有效和安全的保护政策应该承认这些不同类型的价值。
 
澄清灭绝风险
 
Stuart H. M. Butchart(国际鸟类联盟科学主管)
 
ESA是全世界最有效力的自然保护法之一,但是它也存在不足之处。该法案关于濒临灭绝物种的标准十分模糊。例如,分类条目缺乏精确的法律或生物学意义:“处于危险之中”、“有可能处于危险”和“在可预知未来会处于危险”。
 
由此产生的法律纠纷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金钱。“占该物种的显著比例”这一措辞尤其有问题,带来了法庭上的无数争吵和数不清的法律文件。在过去10年里,许多对保护物种名单决定的质疑都集中于该术语。
 
如果想有更高的效率,ESA应该吸收已被广泛采纳的最权威的存在灭绝风险物种的系统分类体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制定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是全球最大的环境组织联盟。该名单使用客观、量化标准,弥补了数据上的不确定性和空白。例如,种群里成熟个体数量少于50的物种被归为极度危险。
 
其他国家的监管者也应当提高关注。加拿大的相关法案——《濒危物种法》,就使用了IUCN的红色名录系统确定灭绝风险;列入名单的个别物种也会明确地表示出其他社会考量,例如,经济和政治成本等。此举分离了设置保护优先顺序的科学和政策考量。类似的实践可能帮助打通当下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管理局发生的僵局。
 
该机构的一个物种应该被列入名单的决策并非始于科学不确定性,而是因为个人或利益集团希望改变法律对特定物种保护而发起的诉讼。由模棱两可的收录过程带来的代价高昂的法律论据,使得该机构没有足够的资源履行其保护物种的主要职责。
 
算算经济账
 
John Tschirhart(美国怀俄明大学经济学教授)
 
物种保护计划的经济影响引发了有关ESA的许多争论。要有效管理濒危动物,人们需要复杂的综合模型,用以评价生态系统和经济取舍。如果这些政策不曾考虑经济受益者,保护计划可能难以成功。
 
许多政府选择使用一种名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复杂经济模型。该模型能够预测税收或关税政策可能如何影响各行业,以及这些影响将如何波及其他行业和消费者的收入。但是很少有模型考虑环境保护政策的影响。即使有相关模型,范围也较狭窄,并局限于单一物种。
 
这并不令人惊讶:涵盖多重物种和它们彼此间相互影响的生态系统模型相对较新,但是它们有出乎意料的视角。例如,这样的大型综合性生态系统模型预测,阿拉斯加渔场的鳕鱼数量增长可能降低海獭的数量,即使这些物种并没有直接相互影响。
 
鳕鱼数量的增长导致了其捕食者海狮数量的增长,这又增加了虎鲸的数量,后者也以海獭为食。尽管大部分生态模型一次只会考虑2~3种物种,但是这些模型的出现能有助于保护濒危动物。
 
当生态模型与经济模型相结合时,最大的益处便凸显出来。归根结底,生态和经济变量是相互依赖的。例如,禁止养鸡场废物排向河里的政策对渔场而言可能出现经济效益。鳕鱼捕捞减少出现的收益损失,可以由旅游观光客参观海狮腾跃带来的效益抵销。(张章)
 
《中国科学报》 (2013-12-30 第3版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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