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识何泽慧——
追求科学 捍卫科学
八十年代采访钱三强先生时，他和我谈到与何泽慧共同发现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以及回国后共同创建近代物理所的情况，使我对何先生的工作情况有所了解。那次在钱先生家我看到的何先生，是一个老太太。这次采访结束时，钱三强先生给了我一张何泽慧梳着两条小辫的发黄的照片，和1946年何泽慧和钱三强及一批中国科学家参加英国剑桥国际基本粒子会的照片，我才惊讶地发现，何泽慧原来是这样一位秀丽高雅的江南女子。后来，我又采访了高能物理所的一些同志并广泛搜集了一些资料，对何泽慧先生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何泽慧1914年出生在苏州。她的父亲何澄，是山西近代史上有名的辛亥革命志士，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了同盟会，曾经在上海参加辛亥革命活动。何泽慧的外祖母谢长达，是著名的苏州振华女中的创办人。振华女中培养了许多著名人才，著名女作家杨绛、著名女记者彭子冈，都是振华女中的校友。何泽慧6岁就进入振华女子学校读书，持续12年，直到高中毕业。可能是受到家庭和学校的影响，何泽慧青年时期就热爱科学。何先生说：“我有个表哥是学物理的，我受他的影响，中学时就喜欢物理，中学毕业就报考了清华物理系。”
当时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是赫赫有名啊。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吴有训都在这里任教。这一年，报考的有几百人，只录取了28名，其中有10名女生，何泽慧就是其中之一。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当大多数的中国妇女还在封建压迫下挣扎，裹小脚、童养媳、包办婚姻遍及国中时，一个青年女子想闯入科学殿堂，简直是白日做梦，连清华大学的一些物理学教授也提出来，女生读物理难以学有所成，劝她们转系。
何泽慧却不信这个邪，她和系里的女生一起据理力争，质问在考试成绩以外为什么要附加性别条件？系里无奈，同意她们试读一学期，不行的一定要转走。结果，只有三个女生坚持下来。何泽慧不仅坚持到毕业，而且毕业论文以全班最高分——90分夺魁。
提起这件往事，九十多岁高龄的物理学家何泽慧仍然怒气难平，她毫不客气地说“叶企孙那个‘老封建’，他说不要女生。结果，我们就造反了”。
“不能听他的。”何先生接着说。“我们造反取得了胜利。”这是何泽慧闯入科学殿堂的第一仗。
大学毕业以后，抗日战争爆发了。满怀壮志的何泽慧一心想投身抗日前线去打日本鬼子。当时，男同学们不少都招到南京军工署去了，女生毕业后却没人管。这也难不倒何泽慧追求科学的脚步。她打听到山西省有一条规定：凡国立大学毕业的山西籍学生，都可以拿到三千元大洋资助出国留学；何泽慧又打听到当时留学德国最便宜。毕业当年，何泽慧便拿着这笔资助金留学德国，投奔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并且选择了实验弹道学专业。
技术物理系属于保密范围，实验弹道专业更是军事敏感专业，连建筑都和学校其他专业分开。这个专业规定，不收外国人，更不收女学生。这个苏南小女子竟然要闯入这个专业，真是异想天开。何泽慧不仅有闯劲儿，更有智谋。她听在南京军工署工作的同班同学王大珩说，这个技术物理系的主任，曾经在南京军工署工作过。何泽慧找到这位系主任说，“你能到我们中国南京军工署去当顾问，我为什么不能到你们这里学习呢？你也知道我的国家正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想学弹道学的愿望，相信你一定能理解。”系里破例收下了她。何泽慧又一次冲破了难关，成为技术物理系的第一个外国学生，同时也是技术物理系第一个学弹道学的女学生。
何泽慧经常自称“小女子”，高能所的年青人不解地问她，你去德国留学为什么要学军工呢？何泽慧说：“我就是想造枪、造炮打日本鬼子！”就是这个小女子，打破了德国军工不收女生的惯例；就是这个小女子，竟敢深夜一个人在实验室“偷偷”测量真实枪炮的弹道数据。1940年，这个小女子以论文《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获得了工程博士学位。
学到了尖端的造武器的本领，获得了工程博士学位后，何泽慧怀着满腔报国壮志来到中国驻柏林大使馆，要求回国打日本鬼子。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使馆的人告诉她，德国政府有规定，不允许任何人离开柏林。何泽慧追求科学真理报效祖国的愿望又一次受阻。无可奈何，她只好回到老教授帕邢的家，和教授一家共同渡过四年战乱的生活。
何先生曾经和我谈起过许多在这里生活的故事。在那战乱的年月，一切科研活动都被迫停止了，晚上，他们常常只能点一根蜡烛，一家人围着烛光，听帕邢教授讲他治学的故事。何先生告诉我，正是在这些夜晚，她从帕邢教授那里，学到许多非常好的研究科学的方法，对她后来的科学生涯很有帮助。
为了掌握更多对国家有用的科学技术，1940年，何泽慧进入了柏林西门子公司弱电流实验室参加磁性材料研究；1943年，何泽慧又到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在玻特教授（1954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指导下，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她首先观察到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现象，被《自然》杂志称之为“科学珍闻”。
在那战乱的日子里，因为战争，德法两国来往信件都不能封口，而且每封信只限25个单词。正是这25个字的书信往来，让何泽慧和她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钱三强结下了美好姻缘。钱三强的秘书葛能全同志向我详细讲述了这个美好的故事。葛能全说：
“1946年4月8日，钱三强与何泽慧这对洋博士，虽然当时身在法国，但仍然按着祖上的规矩，首先来到代表自己国家的中国大使馆，请求批准他们的婚姻，正式履行了完婚手续。当天晚上，他们在巴黎‘东方饭店’举办了简朴而隆重的结婚晚宴，中外同仁好友三百多人来参加，非常热闹。”
“婚宴上，一向朴素的何泽慧没有穿白色的婚纱，却穿了一件红色的丝绸旗袍，更加显出东方女性的秀丽端庄。特别耀眼的是，约里奥-居里夫妇两位科学大师双双出席了婚宴，约里奥-居里先生还即席致辞。他满面笑容地说：‘钱三强先生和何泽慧女士，都是做原子物理研究的，相信他们的结合，将来一定会在科学事业中开花结果。’约里奥-居里先生还说，正如大家知道的，居里先生和夫人的结合，开了一个先例；我和伊莱娜也受到了‘传染’。我感到这种‘传染’，对科学是非常有利的。这时，全场响起了掌声。接着，约里奥挽起夫人伊莱娜的手，一起走到第一次见面的新娘子何泽慧的面前，表示良好的祝愿，并且说：‘现在，我和伊莱娜欢迎你到巴黎来，希望你们两位密切合作，在实验室里做出新的成绩’。”
不到一年，约里奥-居里先生的希望果然变成了现实。钱三强与何泽慧在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和居里实验室合作发现了铀核裂变的新方式——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这是二战后新的重要科研成果，在国际科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以这个实验为开端而引发了一系列研究及成果，深化了人们对于裂变现象的认识。
1946年12月初，他们公布了关于三分裂的研究成果。12月，又公布了第一次观测到的四分裂现象，这是何泽慧1946年11月20日首先观测到的。
核裂变一般在300次裂变中，可能出现一次三分裂；在上万次裂变中，可能出现三例四分裂，这要怎样的慧眼才能观测到啊！何泽慧在追求科学的征程中，炼就了一双科学的慧眼。她就能从万次的裂变中，捕捉到这个科学的“新星”。
1988年，我采访《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时，谈起这项科研成果，钱先生对我说：“何泽慧曾经总结过两句话，她说，做科学工作要‘立足常规，着眼新奇’。做常规统计时，要看看有没有特殊现象；特殊现象的出现，常常导致新规律和新现象的出现。波尔的原子模型理论的出现，中子、裂变的发现，都是这样的过程。”钱三强准确地总结了这次科学发现的精髓。
正当钱三强和何泽慧的科学事业发展到巅峰时，1948年夏天，钱三强和何泽慧抱着他们刚刚六个月的女儿钱祖玄回到了祖国。有人不解地问何先生，当时国外条件那么好，国内还很贫穷落后，为什么不留在法国发展你们的科学事业？
何泽慧先生说：“当时出去就是为了回来。出去，就是学习学习，见识见识嘛！”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贫穷落后，无法给何泽慧提供搞科研的好条件，但是，却给了他们报效祖国的大好机会。很快，中国科学院成立，钱三强和何泽慧受命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何先生的女儿说：“听说当时这个研究所只有五个人，什么设备也没有，爸爸和妈妈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在北京的旧货摊、废品收购站到处串，寻找可用的材料，妈妈绘图，爸爸动手制作 ，不久就制造出两台简易机床，用它们，又制作出各种急需设备，到1955年，近代物理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发展到150人，建立了新中国第一支核物理研究队伍。”
为了建立我国自己的核实验技术基础，何泽慧选择了制备原子核乳胶作为研究课题。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经过几年努力，何泽慧领导的研究小组于1956年研制成功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原子核乳胶，对质子、α粒子及裂变碎片灵敏的原子核乳胶核-2和核-3，在灵敏度等主要性能方面达到与英国依尔福C-2相当的水平。获得1956年度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三等奖。
1955年初，中央决定大力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何泽慧积极领导开展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的实验准备工作。1958年，我国第一台反应堆及回旋加速器建成后，她担任中子物理研究室主任，为开拓我国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实验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她的部署和指导下，在反应堆和加速器上建立了各类实验装置，陆续进行了中子物理和裂变物理领域多方面的研究，掌握了各种热中子和共振中子核数据等的测量方法。她还看准了快中子谱学的国际发展趋势，不失时机地安排力量开展研究，使我国快中子实验工作很快达到当时的国际水平。
何泽慧对中国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研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以原子能所为基地，在钱三强的领导和何泽慧等人的指导下，开展了脉冲中子测量、临界试验物理方案及实验装置的研究，同时开展了中子源的研究和试制。何泽慧领导开展了中子物理、裂变物理与轻核反应的基础性工作，以获得研制原子弹、氢弹所必需的关键性数据。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回忆说：“1959年苏联撤走了专家，中央决定自力更生。钱三强推荐了一批我国自己的专家，有我、王淦昌，还有何泽慧。本来这些人都是这方面的专家，可能因为何先生是女性，又是钱三强的夫人，没被接受，没能进入核心工作。”有人认为这对何泽慧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何先生说：“我不怕打击，只要对国家有益处的事，我就做。”
不久，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何泽慧不顾一切地又冲了上去。
彭桓武说：“搞氢弹的时候，邓稼先在资料里看到一个数据，我们觉得不可靠。如果按这个数据，氢弹就要走另一条路，就决定重做实验，重测这个数据。当时由何泽慧领导一批人专门做这个实验。平常的物理实验要两三年时间，而我们搞氢弹，当时只剩下一两年时间，结果何泽慧他们白天黑夜地干，只用了几个月就做出来了。核武器数据没走弯路，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彭桓武先生高度评价何泽慧对“两弹一星”的贡献。
1969年“文革”中，何泽慧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陕西合阳“五·七”干校参加农业劳动，剥夺了她从事科学事业的权利。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何泽慧依然抓住一切机会探寻科学的真谛。高能物理所的宋黎明博士告诉我：“有一次，我在走廊上跟何先生闲聊，说起我在儿童时期看到彗星的事，何先生说她和钱先生当时在干校，也看到了这颗彗星。过了几天，何先生抱着几本天文学年历和一叠记录纸到办公室找我，天文学年历上记录着这颗彗星的数据：贝内特彗星，1970年3月20日到达近日点，可能在黎明前的东偏北天空看到，是20世纪最美丽的彗星之一。那叠记录纸上是钱先生跟何先生当时的观测数据。我问何先生，你当时又没有仪器怎么观测呢？何先生说，他们用自己做的简陋的三角架和初中老师上课用的量角器观测，还画了草图。何先生还向我介绍了如何确定观测纬度、观测时间，如何确定彗星的方向，如何进行数据处理，最后是他们的数据跟天文学年历的比较。这件事对我的震动非常之大，让我想了很多：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即便是使用最简陋的仪器，他们仍然保持着对科学的热爱和追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呀！”
何泽慧一生都在科学的征程上追求。青年时期，她打破女生不能学物理的封建束缚，闯入清华物理系去学知识；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冲破德国那个保密的技术物理系“不收外国人”、“不收女学生”的惯例，去学造枪造炮打日本鬼子；镭学刚出现，她冲破千万次裂变，发现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新中国刚刚诞生，她冲破一穷二白的重重困难，为我国核物理研究的奠基工程立下功勋；她不怕打击、不计得失，冲到“两弹一星”前线去破解数据难题；就是在文革中她的手脚被捆绑的年月，她还用那颗科学家的心观测天上的彗星，探寻科学的真谛。何泽慧追求科学的脚步是任何困难、挫折、打击都阻挡不了的。
何泽慧不仅是科学征程上的勇士，更是个不畏权贵、不怕风险的科学卫士。
1973年，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后，何泽慧担任副所长，她关注发展新的科学生长点，领导开展交叉学科研究，推动了我国宇宙线超高能物理及高能天体物理研究的起步和发展。在她的倡导与扶持下，高能物理研究所原宇宙线研究室通过国内、国际合作在西藏甘巴拉山建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5500米）高山乳胶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了高空科学气球，并相应地发展了空间硬X射线探测技术及其他配套技术。
高能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李惕碚对何先生热心扶持幼小的前沿交叉学科、支持高空科学气球系统的胆识赞叹不已。他回忆说：“那时文革刚刚结束，高能所宇宙线研究室的一些年轻人（我是其中年龄最大的），联络大气所、空间中心、紫金山天文台等，想通过建设高空科学气球系统，推动空间天文和其他空间科学探测在中国起步和发展。会议在高能所主楼二楼的一间会议室举行。当天，科学院的一位领导来高能所视察，行经二楼走廊，看到这间会议室门口张贴的‘中国科学院高空气球工作会议’的小条，非常生气，厉声斥责高能所领导：为什么不集中力量确保高能加速器建设任务，还要搞什么气球！何先生对这项新兴学科完全是不同的态度，此时，她正在会议室里热情地发言，支持这项工作。”高能所马宇倩说：“我们开始在香河发放气球时，何先生每场必到，在现场指导，给大家很大鼓舞。”现在，空间高能天体物理，已发展成为高能物理所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了。
李惕碚院士说：“何先生崇尚原创，心仪‘捆绑式实验’，珍视第一手的原始数据，而从不理睬那些流行的种种花样。权位和来头，排场和声势，以及华丽的包装，对何先生都毫无作用。”
吴枚研究员说：“90年代初，李惕碚和我发展了一个全新的X射线成像方法，极大地提高了从实验数据中提取信息的成功率。当时，这个方法遭到一片责骂声。何先生全力支持这个创新。她说，不要怕责难，新东西就是这样的。她还邀请钱三强先生到实验室来观看工作成果，并鼓励我们继续努力。老科学家王淦昌也很支持这个创新。目前，应用这个方法已取得一批重要成果，并得到国际上普遍承认。”
李惕碚说：“要知道，支持新东西是要冒风险的呀，何先生不考虑自己的面子得失。只要是值得探索的新方向，何先生就亲历亲为地大力支持，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风险。比如，我们有人提出用水声探测宇宙线，何先生认为是一个新的探索方向，就大力支持。当时她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还和年青人一起坐小船到密云水库去探测实验。结果，因为太复杂了，现在还没搞成。所以我们笑称何先生为我们的‘核保护伞’。”
对科学人才，何泽慧更是挺身保护。研究员李惕碚、吴枚都和我谈起这件事。那是1979年，高空气球系统建设的主要技术骨干贾恩凯被云南省公安部门以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罪行为由抓走了，宇宙线室天体组的许多同志都非常不平，联名为他写了申诉材料。
吴枚研究员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贾恩凯是我们的重要技术骨干，他到所里来时，我们正在搞高空气球。当时高空气球只有美国、欧洲和日本有，我们是白手起家干。贾恩凯非常能干，又能吃苦，他从原材料加工搞起直到气球发放设备。那时根本没资料，他利用画报上的照片，制造了相应的发放设备；充氢气非常危险，气球充起来体积巨大，万一爆炸了就像炸弹一样……贾恩凯不顾一切地干着，使这项工作得到很大的推进。你想，损失了这样一个人才，我们多着急呀！”
李惕碚说：“在政治上，我们看到在天安门‘四·五’事件中，他到天安门去积极和‘四人帮’斗，表现很好。他在云南时，只是个中学生，年青、热情、幼稚。”
吴枚说：“当时两派斗争激烈，后来他成了派性斗争的牺牲品。室里的年青人都为他不平，多次找所有关领导为他申辩，还是无济于事。于是，我们找到何先生，反映了他的情况。何先生非常气愤，马上让我带她到有关部门，义正严辞地挺身保护贾恩凯。何先生说，科学上能干的人才本来就不多，就应该好好保护，何况他对四人帮斗争很坚决。”
李惕碚说：“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敢站出来讲这番话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后来，经过一番周折，贾恩凯被无罪释放了。
“何先生挺身保护困境中的科研人员是一贯的，又比如紫金山天文台的研究员陆埮，因为搞的是交叉学科，开始不被人理解看重，没评上院士。何先生与他非亲非故，主动找资深院士王大珩、彭桓武一起写信给科学院的一些院士，介绍交叉科学的重要性。后来陆埮评上了院士。
“1979年出国学习还很严格，英国皇家天文学会邀请我去工作一段。我因为家庭的某些原因，遇到一些麻烦，也是何先生大力推荐我，使我能第一批成为出国访问学者。”
何泽慧是科学家，搞科学研究就是探索自然的本来面目，就是追求真理。追求真理，维护真理，是何泽慧一生一世奋斗的目标，也是形成何泽慧独特个性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