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晨辉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1-12-29 1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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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亚吴阶平何泽慧王大珩:大师远去 学风焉附

2011年,又有几位大师走了。
 
2月26日,朱光亚;3月2日,吴阶平;6月20日,何泽慧;7月21日,王大珩。如同2009年季羡林、任继愈等大师辞世那般,此间四位科学界泰斗的远去,让公众在感叹中国“从此再没有大师”之余,还多了些对现世学术之风的痛斥与反思。
 
这一年的中国科学界颇不平静,先有研究员段振豪“包二奶”涉嫌腐败,后有饶毅等人落选院士再度引发学界的名利之争。这让人有些难为情,大师的远去,一次次敲响后辈对于学术本真的追求,而这样的提醒在当下学术水平良莠不齐、道德作风极其混乱的学术环境中,却又一次次无疾而终。
 
朱光亚:和老部下一起坐专机
 
“两弹一星”23位功臣中,除了王大珩,今年辞世的还有朱光亚。
多数人对朱光亚的了解,多是源于一封信,那是他在1950年年初亲笔起草的《致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在美留学生回国效力。就是这样一位被公认为爱国的科学界大师,在生活上却从未给人距离感,“平易近人”是后人回忆起他用得最多的词之一。

朱光亚
 
那是我国进行的第二次地下核试验。现场自然缺少不了一手操办地下核试验的朱光亚。
 
回忆者说他们一行人乘军车,在戈壁滩上崎岖不平的沙石路上行驶,沿路在兵站休息、吃饭。在天山脚下住一宿,凌晨乘车翻越天山山脉,下午到达某处基地。在招待所住宿休整,之后就进入试验现场的“南山”。
 
在两山之间的山坳平地扎营后,一行人去参观坑道,从洞口进去,坑道如“L”字形,直道约有500多米长,最端头有一个爆室。巷道里面布满测试仪器、电缆,到处是屏蔽物。这一行人在爆室亲眼观看被试爆的“原子弹”的安装全过程,在原子弹爆炸当天,不少人看到全山头的各个山缝里直往外冒白烟像似“怒发冲冠”。
 
试验完后,朱光亚特地来看望这一行人,由于都是他的老部下,“熟悉、相识、有亲切感。”
 
朱光亚告诉他们可以搭乘他的“专机”,随同他一起回北京。听到这一消息的不少专家拍手欢呼,“可以免受再次遭遇沿途折腾带来的劳累之苦。从心底里十分感谢老首长善解人意、体贴入微的关怀。”
 
一代巨星就此陨落,夜空中那颗第10388号行星“朱光亚星”却依然闪耀。
 
这是人们在纪念朱光亚逝世时写下的话,缅怀的不仅仅是他的学术造诣,更有做人的真意。如今,大师一个个驾鹤西去,谁能接过大师的接力棒?
 
有人说,像何泽慧这样“求真”的科学家不多了,如果有,也只是被打入冷宫的下场。因为他们不会弄虚作假得不到经费,没有经费就做不出好的科研项目,终究出不了头。
 
这样的说法未免太过消极,但在学术环境劣化的当下,除了假借大师们的几件小事,寄存于此,诫勉后人以外,制度上的保障的确更为需要。毕竟,学风早已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
 
吴阶平:指导别人论文不加个人名字
 
在人们印象中,吴阶平通常是在中南海为最高领导人把脉。这次,或许可以从一篇论文来重新认识这位医学界先驱。

吴阶平
 
翻开1965年的《中华外科杂志》,《精囊肿瘤》一文下作者的署名只有“郭应禄”一人,当时的郭应禄是吴阶平的研究生。
 
事起一个来自武汉的病人,他从武汉到上海,又转而来到北京求医,最终找到了北大医院。吴阶平给他做了检查,查出了精囊癌,于是定下来做手术,郭应禄也跟着来到了手术台。
 
术后,郭应禄作了手术总结,并写了一篇论文,请吴阶平指导。
 
给出意见后,吴阶平拿着论文找到沈绍基,这是郭应禄的另一个导师。吴阶平问沈绍基:“郭应禄写了一篇文章,第一次发表。我的名字就不要了,你的呢?”
 
沈绍基也很痛快地回道,他也不要了。
 
“吴老态度很坚决,不要署他的名字。”每次说起这件事儿,郭应禄都感慨万千,“我当时就是参加者,后来整理了材料而已,没想到最后只署了我一个人的名字。”
 
吴阶平经常带着学生查房。恰好有一次,查到了郭应禄的一位患了肾结核的病人。他检查时摸了一下患者的下身,然后问郭应禄,你检查了他身体有什么发现吗?郭应禄答说没有。
 
吴阶平让他摸一下患者的下身。
 
郭应禄摸到患者下身发现附睾上有肿瘤,“脸当时一下就红了。”
 
不过令郭应禄没想到的是,吴阶平没有当着病人的面批评他,只是出了病房后让他到办公室来一下。
 
心虚的郭应禄站在办公室里,按他的话说“摇摇晃晃”。吴老见状招呼他坐下,跟他说:病人把生命交给咱们,咱们就要一丝不苟地对他负责任。我相信你的水平是能够查出来的。简短的交谈中没有指责,却让如今年过八旬的郭应禄记忆犹新。
 
何泽慧:不会说假话的科学家
 
作为钱三强的妻子,被称为中国“居里夫人”的何泽慧是中国科学院的第一位女院士,但在生前,她的大部分光芒还是被其丈夫所掩盖。

何泽慧
 
去世后不久,学界开始细细回顾这位以“真”著称的女科学家。
 
权位和来头,排场和声势,以及华丽的包装,对她而言似乎都毫无吸引力。人们说,她会时不时像那个看不见皇帝新衣的小孩子,冷冷地冒出一句不合时宜而又鞭辟入里的实在话。
 
生前接受媒体采访,谈起造原子弹的种种,何泽慧语出惊人:那些是人家搞出来的东西,并不能算是真正物理学上的发现。此话一出,主持人立即语塞。
 
对她和丈夫两人的贡献,何泽慧有着十分谦逊的评价:“科学研究就是探索自然的本来面目,如此而已。”
 
这样一句看似极不起眼儿的话语,却足以让整个科学界的伪科学家、伪院士为之汗颜。
 
何泽慧对科研保持高度热情,每次会议,何泽慧总坚持听完。多年前一次西藏会议,她还提出要出席,组织上考虑到她的身体,没安排她。事后她再三埋怨。
 
生前的何泽慧,虽已至耄耋之年,但一直坚持全天上班。有人考虑她年高体弱,要派车每天接送她上下班,她却坚决不同意。一个八九十岁的著名物理学家就这样每天挤公交车上下班。
 
这样的简朴让人难以想象。此前,何泽慧和她研究室的同事一起坐火车去山西开会,到了饭点,当地领导请她去餐车吃饭,老太太说,“不用,我从食堂买了一个馒头带着。”
 
而她的一块手表用了30多年,必须平放在桌上,表针才能转动,但仍舍不得买一块新的。
 
王大珩:拒绝于学术无益的样子货
 
现在,提起“863”,公众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大手笔,大资金,乃至大回扣等充满铜臭味儿的字眼,这多少会让最初提出构建它的王大珩等人心寒。

王大珩
 
 
 
王大珩走后,有人为纪念他,曾发出这般感慨:这次他再也无法站起来说,不要称他是“中国光学之父”。
 
“如果说我是‘中国光学之父’,那我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你们怎么称他们?”
 
王大珩谢绝的,不仅仅是这些名号,还有一些于学术无益的样子货。
 
当年,有人想号召同行组织会议,收取会议费牟利,并称之为“王大珩学术思想研讨会”。组织者先后3次去王大珩家里请他登台——只需要坐一坐,都不用讲话。均被王大珩拒绝,他认为这样的会议“毫无意义。”
 
一位知情人回忆,一次学术讲座的具体内容几乎都忘记了,但有关王大珩对国人参加学术会议不端行为的愤怒却记忆深刻。
 
那是一场长达4个小时的报告。80多岁的王大珩身着白衬衣、背带裤,在讲演中直截了当地说,学术会议仅仅是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而不是为了发表EI论文。他说,当下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尤其是EI/SCI检索会议,国人投稿文章几乎都是第一,乃至总数过半,但在会场时,往往只有寥寥几个国人出席,且被临时取消的论文几乎都是国人文章。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光学学会加入了国际光学学会后,不少人举荐王大珩出任国际光学学会的领导。王大珩婉拒道,他从解放后一直从事科技组织工作,很少具体参加科研工作,很少发表文章,学术上在国际影响不大,还是推荐学术研究有成就的人去担任。 (图片由CFP和长春理工大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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