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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忆江 顾颖能 余芊 来源:南方周末 发布时间:2008-8-28 12:21:29
南方周末:华人科学家、“五院院士”张立纲的背影
 
“他是站在纯科学与应用科技间的罕见人才,一位不折不扣具有诺贝尔奖水平又从不沽名钓誉的科学家。”
 
“他是头脑清醒的理想主义者。”
 
“学的是电机,做的是物理,他有着绝顶的聪明。”
 
大陆的12年,台湾的12年,美国的40年,香港的8年……诸多故事串起一个华人科学家的人生脚印,已经变成一个特定时代的镜像。
 

张立纲遗照(张立纲家人供图)
 
2008年8月12日,一位华人在美国洛杉矶的一家医院悄然离去,在家人的陪伴下,72岁的老人走得安详。
 
刚逝去的张立纲头顶5个院士头衔: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在华人科学家中,能有如此骄人荣誉者,屈指可数。
 
8月18日,美国圣迭戈POWAY,按逝者遗愿,悼念者将原本用于买花的钱捐给当地消防局。去年加州大火,差点吞没了逝者的家,多亏消防人员冒死救火。
 
张立纲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72年中,张立纲最后的浓重一笔,是在香港科大。
 
回首与张立纲前事,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赞张是站在纯科学与应用科技间的罕见人才,一位不折不扣具有诺贝尔奖水平又从不沽名钓誉的科学家。
 
他是香港科大“英雄榜”里不可或缺的人物。“科大在我一生中的意义,不是科大的八年和IBM三十年的区别,而是质和量的本质区别。”为创立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治校而不懈努力,他是成功的。
 
多年前,张立纲曾说,中国教育史上可能从来没有这么好的一个时机,这么好的教授聚在一起,做一件这么好的事情。“这种机会,很多人一辈子都碰不上,所以,我们都是幸运的。”
 
还一个心愿
 
“曾梦想将来能回到从未去过的东北老家,在小丰满发电厂工作……”张立纲先生在台湾大学“电机之友”网站的校友自述中写道。
 
57岁那年,已经是知名科学家的张立纲,想要回到亚洲去,不是为了钱,最重要的是还一个心愿。
 
1963年,从斯坦福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张立纲到了IBM,一干就是30年。
 
“学的是电机,做的是物理,他有着绝顶的聪明。”在IBM与他共事过的雷明德说,张立纲是个非常执著的人,要么不做,要做就是一百分。
 
对于普通人来说很陌生,张立纲的研究领域颇为生僻,“CD、DVD、光通信,都是在半导体激光技术研究基础上应用的结果,张立纲先生是这方面最早的核心成员。他从事的研究,还为现在的纳米材料研究奠定了基础。”雷明德解释说。
 
中山大学物理系教授葛惟昆介绍,张立纲与其合作者江崎教授(199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捕捉到了半导体发展的一个新方向,而这需要非常敏锐的科学嗅觉。
 
带着兴趣与执著,他做了30年的研究,其间,他被聘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作为知名科学家,呆在IBM是很舒适的,然而,张立纲还想换一下岗位做一点不同的事情。他曾说,虽然在美国几十年了,总觉得是一个暂时的状态,该为中国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他一直注意中国的事情,也希望自己能多少有些帮助。“经济条件较好以后,基础科学绝对是应该做的,要不然中国人永远跟着别人走。”
 
此时,吴家玮正准备创办香港科技大学(以下简称“香港科大”),他也想到了张立纲。
 
“我们相识于美国的华人运动里,但是见面较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北京。”吴家玮回忆与张立纲最初的几次见面,“我总觉得这位仁兄脑快嘴快,讲出话来蛮有道理,并且总很风趣。”
 
为邀张立纲,吴家玮前去位于纽约城郊的张家“茅庐”,这“茅庐”面积竟有几百平方米,房后花园“有四五亩地”,如此状况,比香港科大所能开出条件高出许多倍。
 
不过,两人分明志同道合,对话也分外痛快。很快,吴家玮就胸有成竹:张立纲一定会来!谈话中,为多一分放心,他多问了一个问题:“尊夫人怎么想法?她会愿意来香港吗?”
 
“不必问她。”张立纲毫不思索,立即回答。说话铿镪,落地有声。多年之后,吴家玮再提此事,张立纲本人含糊其词,说是记不得了。而他夫人嘴角微动,浅浅一笑,也不追究。
 
“科大的建校过程不乏荆棘和考验,也充满了人情义气。”吴家玮向南方周末记者追述当年,会心地笑道,“第一批来科大的人,都不是真正请来的,是自己来的。假如不是他们的民族意识,他们的心,他们就根本不会来的。”
 
张立纲后来回忆当时说:“一个人的一辈子,很多决定看起来是自己作出的,其实不是。……只有去香港这件事,我想这是我这辈子第一个自己作出的决定。”
 
1993年2月13日,张立纲来港,随即应聘担任香港科大理学院院长,成为胼手胝足、同创科大的干将之一。时任香港科大副校长的孔宪铎对此不吝欣赏,“他有战略眼光。”
 
“现在香港人选择移民国外,你却从国外来到香港,这是为什么?”香港一记者向张立纲提问。
 
“我就是冲着‘九七’(香港回归)回来的。”张立纲回答,“香港回归祖国大局已定,到时候到香港也就相当于到了内地,这才是我选择去香港的最根本的原因。”
 
一流之人吸引一流之善
 
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招募最顶尖的人才,然后好好伺候他们,使其乐此不彼),这也是世界著名大学具有共性的、最基本的管理之道。只有最优秀的人,才有眼光、胸怀和魅力吸引最优秀的人才。
 
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固然经济腾飞,但在教育、科技、学术方面,却不令人满意。
 
在这样的环境里,张立纲开始了他的苦心经营,而“人才”是他经营之重点。“你要回来,现在正是时候,有很多事情需要人去做。”到港半年后,张立纲写信力邀其IBM同事雷明德加盟香港科大。
 
雷明德后来成了张立纲的副手。“他做院长,我做副院长,他再去做副校长,我做院长,他一直是我上司。”雷明德回忆说:“张立纲先生有惊人的判断能力,他决定了我的方向。”
 
“我是追随张立纲先生而来的,他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张先生到科大来,无疑是一种示范作用。”香港科大教授丁学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是头脑清醒的理想主义者,他所期待的,就是1997年以后的香港同中国内地之间的关系不一样了,在香港那里办一所国际标准的研究型大学,你所可能影响到的,是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巨大社会,这种理想主义实在是太有刺激力了。”丁学良说。
 
一流之人吸引一流之善。随着杰出学者的联翩而来,张立纲将理学院搞得有条有理、有声有色,且兵强马壮、士气高涨。
 
香港科大1991年提枪上马,不出数年,影响乍起,国际上视之为学界奇迹。这背后,张立纲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
 
在美国高校,教授的最高头衔为“University Professor”,套以商业化译法,曰“顶级教授”。获得者不但在学术上已有极高威望,且对大学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在香港科大,张立纲第一个获得此头衔。
 
面对学校崛起,张立纲内心也有极大满足,“这种感觉比任何一件单个的事情都让人有满足感。”
 
阳刚之士
 
绝顶聪明,做事果断,从不拖泥带水……在香港科技大学,这几乎是认识张立纲先生的人们的集体记忆。
 
待到张立纲到香港科大与吴家玮共事时,两人常为工作争吵,但吵不坏彼此感情和默契。“他十足的阳刚之士。我们两人也能互补,相处得非常好。”吴家玮说,“他凡事考虑得当,跟着说干就干,从不疏忽,从不苟且;如有不同意见,就立刻直截了当、坦率清晰地讲出来,从不拖泥带水。”
 
有一次,香港特区政府请中国科学院把一些能短期见效的技术项目转移给香港,相应的推动工作则落到了香港科大。
 
吴将最难的项目交给了张立纲带头的小组。
 
这一组十天后全部做完判断,张立纲毫不客气地评价,这些项目要么是所需投资太高,要么就是风险太大;30多个项目没有一个能短期见效。他建议全部放弃。
 
“他讲话反应迅速,不留情面,没有一点含糊之处,他不会考虑话讲出去之后对方是否喜欢。”张的同事说。在香港科大学术副校长办公室工作多年的张启祥告诉记者,不管是对校长还是一般教员,张立纲都是有话就说,不怕得罪人。
 
他不是那种“和稀泥”的人,而科大的确需要张立纲这样的人。
 
科大创建初期,香港政治、社会变动不息,人员也来往不息,很多事情不好处理。吴家玮深知治校之中的艰难,“当年科大内部好多争论,张立纲都能超脱个人恩怨之上,讲公道话,这很不容易。”
 
在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院长郑绍远看来,张立纲具有迅速的判断能力,能很快看到问题的根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在生活上也是如此,言必行,行必果。
 
他喜欢红酒,每餐必酒,也喜欢抽烟。但有天,他突然就告诉雷明德:从1998年1月1日,戒烟戒酒。“普通人喜欢说戒烟戒酒但不能一下戒掉,他就是有这个本事,完全可以控制自己。”
 
冒险
 
“我现在常听人家说,已经做了校长了,还带了十几个研究生。我对这种不忠实本职的人一点都不佩服。”
 
张立纲出身科研,在科研上颇有建树,但出任香港科大理学院院长和副校长之后,他又决然放弃科研,全力为香港科大缔造优良的学术环境。
 
对于从事科研30年的张立纲来说,担任行政职务绝非易事,他把行政管理看成是“take a risk(冒险)”。
 
张立纲还放弃了带硕士、博士研究生。丁学良记得,张立纲曾告诉他,“我现在常听人家说,已经做了校长了,还带了十几个研究生。我对这种不忠实本职的人一点都不佩服,在大陆也好,美国也好,有很多校长是这样子,因为一个人很难同时做好两件事,我敢肯定他不可能做好现在的工作。”
 
张立纲此语有所针对,当时内地很多高校有不正之风,利用行政权力压制同行、学生,造成非议。
 
看着别人做研究出成果,张立纲也有遗憾:“你会觉得其实这些成果我也做得出来,如果自己有时间做的话,可能比他们做得还好。”
 
为了扭转心理的落差,他告诫自己一定要有超然心态,“把学校里任何一个成果当成是自己的成果,并能够对自己说:这个成果太好了!”
 
张立纲的理想中,研究型的大学和教授治校,成为学术自由的一种方向。
 
“研究型”,意味着除了传授知识以外,还要让实验室成为人类新知的重要产地。张立纲认为,既然学校不大、经费不多,就该集中资源,做能做得最好的事。这一点,吴家玮与他不谋而合。“我们一齐组织了一个小而精的委员会,请各学院收集最强的科研建议,然后严格挑选几个,拨给种子经费,让有关人员积极发挥。”事实证明,好几个精选出来的项目都做得十分出色,毫无疑问属于世界级,这些专业项目至今还都是科大的重点。
 
在行政职务上也声名鹊起后,张立纲收到了台湾清华大学的邀请,职务是当校长,待遇亦极其优厚,但张立纲还是没有回台湾,选择做香港科大的学术副校长。
 
丁学良介绍,当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台湾岛内有些人叫嚷“去中国化”,炒作省籍问题,出生于大陆的张立纲对这点很反感。“一个外省人当台湾著名大学校长,会引起很多政治上强烈的反弹,张立纲趟这个混水干嘛,这很无聊。”
 
纯正的中国心
 
他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他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做了最真诚、最实质的工作。
 
大陆出生,台湾长大,美国留学,又回到中国来,这是张立纲这代人的特殊经历,他们不管在什么地方,始终是对中华民族的状况深深地关切,而且如果能够做一点事情就尽量去做,在两岸三地用自己力量促进交流,加深理解。
 
在张立纲眼里,科大不单是香港的大学,也是中国的大学,应与海峡两岸的同类大学和科研单位尽心合作。
 
张立纲在香港科大办纳米材料研究所,又亲自帮助浙江大学建立纳米材料研究所。他还推动香港科大与中国科学院辖下四所机构加强交流、研究合作和人才培训。
 
吴家玮介绍,香港特首董建华成立科学发展委员会,张立纲是其中成员。在一度不重视科学研究的商业社会里,在提升香港对基础学科的重视方面,张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有段时期,台湾认为“中央研究院”偏重学术研究,工业技术研究院则偏重成果应用,两者不很接轨,应该成立另一研发机构填补空缺;就请了张立纲担任领导小组的组长,连“行政院长”都是他的组员之一。
 
1992年,中国拿到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的主办权,这相当于半导体物理学界的奥林匹克大会。但国际上有反对中国的声音。“作为一个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张院士能够站出来,对稳定人心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有很多人来北京参加了这个会议。”中山大学物理学教授葛惟昆回忆说。
 
吴家玮教授总结说,张立纲为祖国做了一些超越顾问性的、别人干不成的实际工作。
 
远去的背影
 
当相关科大的科研成果接踵问世,所研制的当今最小的纳米碳管被选为2000年全球十大科技突破之一,低频噪声全反射材料被美国科学界列进2000年十大物理及天文新发明……而张立纲越来越累,肝部病患摧残着他,他决定退下来。
 
学术副校长要管理整个大学的学术部门,学院、学系等有关部门,都是学术副校长管的,工作面很宽。张立纲在处理行政工作这方面,思路很清晰,很有远见。
 
令吴家玮痛心的是,很快看到张立纲不如以往那么有精力了。“检查结果出来,跟肝相关的一个指标很高。”“那时候在香港大概是用干扰素替他治疗,治疗后效果不好。他那时说,运气不好,他是又有副作用又没有功效的小部分。”
 
张立纲说,“要做一件事情,就要全身心去做,不想做就不做。”因为身体原因,2001年,他从副校长的职务荣休,但在离开的前一天,他还是认真做完手头的事情。
 
此后,他在家赋闲,休养身体。
 
张立纲开玩笑说,现在在家就两件事,一是种地,一是炒股。他善于买股票,这个在上世纪60年代已经显现出的能力,他的聪明、灵敏的嗅觉以及清晰的判断能力,让他轻松地在股票市场大赚。
 
他每周打一次桥牌,有时候和老朋友去旅游。
 
今年1月和4月,香港科大理学院院长郑绍远教授两次看望过他,“当时他的精神状态很好,还很高兴地聊美国大选,也很关心中华地区的科学发展。”
 
72岁,依然是可以挥斥方遒的年龄,香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甚至还在期待着他在教育界再次出山……然而死神的魔爪突然袭来。“大家对他突然离去都感到非常悲伤,大约有两百人,从美国加州、纽约等地,以及从加拿大、台湾、香港等地千里迢迢赶来。”张立纲的女儿张彤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追悼会的现场,众人一起回忆张立纲在学术上的成就,回忆张立纲的风趣为人,回忆他的爽朗性情,和他对朋友的真诚。
 
与张立纲相交二十多年的香港科大朱经武校长专程赴美吊唁,“张教授是一位广受爱戴的人物。他精力充沛,幽默隽智,魅力过人。”“他是一流的科学家和一流的大学行政人员,他的为人也是我们的典范。”
 
对于同一个人,悼念者有一致的认同和怀念,在每个人的心里,每人又有各自特别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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