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建锋 许志通

在科技加速迭代、就业市场日趋理性的当下，人们对于“有用”知识的评判标准变得愈发狭隘。能直接转化为产品与专利的理工科知识产出被置于聚光灯下，而文科的理论洞见、思想贡献与制度设计则常被误解为悬浮于现实之上的“无用之学”，难以对经济社会产生实质贡献。这种认知不仅影响着青年学子的专业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高校的资源配置。

文科研究果真如刻板印象般与经济发展“绝缘”吗？为回应这一疑问，笔者基于我国2012—2023年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并辅以严谨的实证方法，探寻文科知识生产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

文科研究的经济贡献被严重低估

可以肯定的是，文科研究并非经济发展的“局外人”。事实上，文科知识产出影响经济发展的图景，远比我们想象中丰富而深远。

在控制了理工农医类成果贡献及各类干扰因素后，高校文科科研产出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且存在较强的“时间滞后性”。换言之，文科研究成果的社会渗透和经济转化不是一日之功。一个前瞻的理论框架、一次深刻的田野调查或一份审慎的咨政报告，往往需要历经学术共同体的论辩、社会舆论的吸纳、政策议程的设置乃至法律制度的变迁，才能内化为社会大众的行为范式或市场主体的决策逻辑，进而影响经济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各类文科研究成果的经济贡献不可等量齐观。具体而言，科研课题的经济促进效果最突出，咨政报告次之，而论文、著作、获奖类产出无显著影响。科研课题的立项通常根植于特定问题的识别与回应，内含对社会治理方案的系统探索；咨政报告则“直奔”决策者案头，是文科知识转化为制度供给的“最后一公里”，两者与经济现实之间的传导链条最短、摩擦最小。相较之下，论文与专著的核心功能在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知识积累与理论对话，加之现行评价体系偏重学术影响而非社会效益，经济贡献有待发掘。至于获奖，更多是一种事后追认的“荣誉勋章”，转化过程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进一步追问文科研究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过程，会发现产业转型升级是重要渠道。文科尤其是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能够减少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制度摩擦与试错成本，为产业体系向更高阶形态演进疏通堵点。这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文科知识价值的边界，并反思长期以来对文科研究非生产性的刻板认知，理解文科科研绝非坐而论道的“纸上空谈”，而是能转化为实实在在产业升级动能的新型生产要素。

此外，文科研究存在惠及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文科的知识成果的经济效用并不囿于本地行政区划，而是对地理邻近与经济相似地区具有渗透与辐射作用。这背后有两条路径：一是人才如“活水”般在区域间的就学与职业迁徙，促使知识实现隐性扩散；二是某地基于文科研究成果所成功实施的制度创新或政策优化，能对其他地区产生显著的示范效应。

价值的充分释放需要适宜条件

文科研究价值的释放不是“自产自销”的封闭过程。它既离不开时代技术环境的托举，也深受制度特征与组织体系的塑造。

当外部数智环境改善时，文科科研产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边际递增”效应，即数智技术非但没有让文科研究“贬值”，反而成为放大其思想辐射范围与应用深度的强力杠杆。这背后的逻辑不难理解：数智技术一端拓展了文科研究的问题窗口和方法谱系，使研究者能看得更远、挖得更深；另一端则铺设了知识转化的“高速通道”，将象牙塔中的思想与洞见，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送达政策制定、产业实践和社会治理的第一线。

在政府治理能力较弱地区与部属高校样本中，文科科研产出的经济贡献更为突出。这源于治理能力较弱地区的制度供给常常跟不上发展需求，政策执行的空白地带较多，文科研究成果恰好能填补这些缺口，为政策制定和社会协调提供现成的知识方案，补偿效应明显；而部属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国家队”，在人才、资金与科研平台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其前瞻性成果更易进入国家顶层决策视野，产生更为广泛和强劲的经济影响。

激发文科研究经济潜能的可行路径

有效激发文科研究的经济潜能，关键在于让评价机制更耐心、应用转化更接地气、数智融合更获支撑、区域协同更成体系、分类发展更具特色。

其一，评价文科研究不能急功近利。高校应以更从容的节奏审视文科科研评价周期，让基础学科的深耕细作有足够的时间“破茧成蝶”，使应用学科的现实关切得以充分回应。同时，评价视野也需拓宽，既尊重论文发表与课题立项等级所代表的学术公信力，也将研究成果在政策咨询、社会服务、公共传播与文化涵育中发挥的实际效用纳入考量，并探索由教育主管部门牵头，吸纳政府决策机构、行业协会及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形成多元主体协同的评价体系。

其二，强化文科研究的应用导向。课题立项需回应时代之问，设立更多聚焦产业转型、社会治理及公共政策优化的应用型专项；成果转化端则亟须建立高校与政府部门的常态化衔接机制，通过智库简报、政策专报等形式，助推高质量研究成果进入决策视野；同时适当增设产业研究院、政策咨询中心等实体平台，针对现实治理难题开展深度协作，推动文科知识转化为可感可触的公共行动。

其三，加快传统文科向数智融合的“新文科”转型。研究范式上，引导文科研究从经验归纳向数据驱动靠拢，鼓励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文本挖掘等为重要辅助工具的知识生产方式；人才培养上，探索建立数智人文联合培养中心，开发“人文素养+数智技能”双元课程体系；基础设施上，积极搭建开放共享的文科研究云平台，通过数据互通与算法复用提升科研效率和成果转化率。

其四，看待文科研究要突破“一亩三分地”思维。探索以文科研究为纽带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如依托高校联盟建设文科科研共同体，通过共享数据库、共设智库中心和联合申请课题，实现文科研究力量的互补与共振；支持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区域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鼓励优秀学者和研究团队在不同地区进行项目轮岗与互动交流；试点在经济禀赋相似地区创设文科科研成果共享与互鉴平台，并通过政策创新案例库或政策建议白皮书等形式，促进治理经验的借鉴与推广。

其五，引导高校文科差异化发展。部属高校应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在基础理论建构和前沿学术探索中勇挑大梁，同时深耕宏观战略研究这块“责任田”，积极承担国家重大咨询任务，为顶层决策提供高质量智力支撑；地方高校需贴近脚下热土和区域脉搏，主动对接经济社会的真实需求与发展痛点，重点培育社会调查、地方治理等科研方向，推动文科研究向服务型、在地化方向转变，形成部属高校“顶天”、地方高校“立地”的分类互补文科发展新格局。

总之，文科研究通过文化引领、制度供给和价值塑造等方式，深入参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转过程。只有使文科回归对人的理解、对制度的洞察、对价值的追问，并借由数智技术放大这些知识产出的实践效能，经济发展才能获得既具效率又不失温度的长久动力。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