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烨（右）夫妇与于敏（中）合影。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倪思洁

8月16日，是我国“两弹一星”元勋、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百岁诞辰。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宗烨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深情回忆了与于敏共事的点点滴滴。

从初入研究所“开夜车”苦练基本功，到接替于敏站上讲台讲授中国第一本原子核物理教材，再到被于敏主动探望，年逾九旬的张宗烨感叹：“这些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于敏先生是非常认真的”

1952年，张宗烨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那一年恰逢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侧重工科，北京大学汇聚了文理学科。张宗烨自认是幸运的，大学里的老师都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学者：黄昆教普通物理，周光召教电动力学。

因为于敏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大学期间的张宗烨并未直接接触过他。但张宗烨的哥哥张宗燧院士是于敏的老师，哥哥曾告诉她，“于敏非常棒”。幸运的是，张宗烨那一届约80%的毕业生都进入了高校或中国科学院。张宗烨及爱人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进入于敏的研究组。

“刚开始，所里的条件很好，吃住都不错。不过，很快就到了困难时期，粮食供应紧张，大家到菜地里挖菜根交给食堂，按交的数量换取窝窝头。于先生也得跟着去挖。”张宗烨回忆。

所里条件好的时期，有不少外地的理论物理人员和实验物理人员在所里进修。在于敏的指导下，张宗烨及爱人带着五六名外地来的同事开展工作。

“进修人员对工作非常有热情，但他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计算中容易出错。而于先生是非常认真的，要求极为严格。”张宗烨说，于是那段时间，她和爱人白天负责指导进修人员，晚上就“开夜车”加班，重新核算。

那段日子虽然辛苦，却让张宗烨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我从中学会了很多，特别是在处理计算可靠性方面非常敏感，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张宗烨说，“虽然花了很多力气，也耽误了很多时间，但这段日子对我的成长来说很重要，起码后来我做的工作，我都能认真对待。”

站上讲台讲授“夏蓉”讲义

后来，于敏和核物理学家邓稼先等人因任务需要不得不离开研究组。于敏舍不得这个研究团队，便每周抽出一天回来，与张宗烨等人讨论工作，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将近两年。

彼时，全国兴办科技大学，要求所有授课老师由各研究所的研究员担任。因为参与任务，于敏无法亲自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员授课，便将这项任务交给了张宗烨，破格推荐她去讲课。

这份信任与提携，却让张宗烨紧张极了。“我从来没教过课，这又是门新课，我真的很紧张。”张宗烨坦言，上第一堂课时，她站在讲台上不知该说什么开场白，好在随着时间推移，她逐渐熟练起来。

当时使用的教材正是于敏和理论物理学家杨立铭编著出版的《原子核理论讲义》，这是中国第一本原子核物理教材，也是于敏唯一公开出版的著作。这本教材由于敏和杨立铭在成都办讲习班时撰写，因为当时于敏即将参与氢弹研究工程，需隐姓埋名，便署名“夏蓉”，意指“夏日蓉城”。张宗烨反复研读这本书，自己又编了一本笔记，再去给学生讲课。

“一起工作的那些年，特别幸福”

张宗烨在于敏手下工作了将近10年。她感慨，遇到于敏是她人生中最幸运的事。“我们在一起工作的那些年，特别幸福。”张宗烨说。

有一件事让张宗烨至今难忘。那是在1962年，丹麦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阿格·尼尔斯·玻尔来华访问，领导安排于敏、杨立铭等人接待，张宗烨等人随同参加。交流时，玻尔给于敏出了一道题，后来于敏将这道题转交给了张宗烨。

“于先生叫我做，也告诉我该怎么做，还叫我爱人陪着我做。”张宗烨说，最终题目做完后，于敏将结果交给了玻尔。玻尔非常高兴，连连称赞中国年轻人居然能做出如此出色的工作。

“我一辈子没有沾人家的光，唯独于先生，我是沾光了。”张宗烨说。

与于敏共事的那些年，张宗烨发现“于先生的想法跟人家很不一样，有新想法。我们跟他做，都是跟着他的新想法在做”。这种风格直接影响着张宗烨，使她在后来的工作中也喜欢“想点儿新主意”。

还有一件事，让张宗烨至今想起来仍有些哽咽。曾有一段时间，因为某些原因，张宗烨没有主动与于敏联系。一天，她在路上偶遇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说起自己很想念于敏。没想到，于敏得知后，独自乘坐公共汽车从工作的地方赶到张宗烨夫妇的住处。张宗烨夫妇当时生活贫苦，未能准备任何招待，他们就窝在一间简陋的小屋里聊天。聊完天，夫妇二人将于敏送到公共汽车站，看着他上车。“他一上车，我就哭了。”张宗烨心里充满感激。

在于敏先生百岁诞辰之际，张宗烨重新谈起这些往事。她说：“这些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