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医疗人工智能家长主义伦理困境及其治理

作者：吕宇静、杜严勇

出处：《自然辩证法通讯》2026年第6期

家长主义，源于拉丁语“pater”（父亲）。传统医疗家长主义模式中，患者的角色是同意医生的决定。拥有医学知识和技能的医生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来决定何为患者的最佳利益，达成一种医生视角的患者健康福祉。当代医学伦理学将其视为对患者自主性的不合理干涉。本文指出，医疗人工智能（AI）的应用衍生了新型的家长主义。

文章指出，医疗AI形成AI-医生、AI-患者、AI-医患三元决策模式，算法推荐逐步成为临床默认方案，“机器最了解”替代传统诊疗逻辑。医疗AI家长主义存在有限正当性：复杂罕见病症中AI可快速调取海量临床案例辅助医生，对决策能力不足的患者提供基础健康指引；同时推动医患角色转型，医生转为算法审查者、解释者，患者依托可穿戴设备开展自主慢病管理。但技术自带的权威倾向引发不可忽视的伦理风险，核心分为四类。

第一，双重自主性被压制。受自动化偏见影响，医患均过度依赖算法，患者难以理解黑箱逻辑、被动接受单向推荐，丧失自主选择权；医生长期采信AI诊断会弱化专业判断力。第二，算法偏好偏离医疗有利原则。AI仅能基于统计数据给出标准化方案，无法兼顾患者个性化价值诉求。第三，算法黑箱削弱决策可靠性。医疗AI推理逻辑不透明，医患无法追溯诊断依据，难以校验方案合理性。第四，自动化输出固化医疗歧视，损害医疗公正。算法复刻训练数据中的结构性偏见，形成新型歧视。

针对上述困境，文章提出四维协同治理方案。一是推进患者赋权，落实完整知情同意，在系统内设置退出机制，允许患者拒绝AI诊疗，配套科普提升公众算法认知，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参与决策。二是重构医生有限权威，医护提升AI素养，承担算法校验、通俗解读的中介职责。三是开展技术伦理改良，在算法设计阶段嵌入价值敏感工具，动态采集患者真实医疗偏好，建立常态化修正评估机制，持续校正种族、人群偏见。四是构建三元协同的医疗民主，打破医生独断、算法主导的二元对立，打造患者、医生、AI平等协作的诊疗模式，推行有限家长主义，平衡算法辅助价值与人的主体地位，实现医疗AI伦理化落地。

标题：技术政治性理论视角下的汽车与哈尔滨社会（1912—1932）

作者：曾圣迪、胡甦、章梅芳

出处：《科学与社会》2026年第2期

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主张技术并非价值中立，而是会巩固或重塑社会权力；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区隔”概念解释了消费如何划分阶层。这二者共同构成本文的分析框架。文章以1912至1932年哈尔滨汽车发展为案例，突破以往将汽车单纯视作现代化工具的研究思路，剖析汽车作为技术物内嵌权力关系，重塑社会分层、城市空间与治理秩序的多重政治效应。

文章首先论述了汽车作为身份符号制造阶层区隔。彼时汽车全部进口，整车、零配件、燃油成本极高，普通工人全年薪资不足以购置一套轮胎，仅外籍侨民、军政官员、富商能够负担。汽车厂商通过报纸广告绑定精英形象，借医生、银行家、外交官等群体背书，渲染汽车代表高雅品味与上层生活。技术消费固化了原有社会不平等结构。

接着文章阐释了汽车催生城市空间政治冲突。哈尔滨道里、南岗为俄人规划区，道路宽阔配套完善，集中绝大多数私家车与车行；道外是华人平民聚居区，街巷狭窄，仅通行人力车、马车，形成天然空间隔离。汽车拥有先天路权优势，交通法规要求非机动车主动避让机动车，挤占行人、人力车夫道路资源。公共汽车低价运营冲击车夫生计，1925年人力车夫发起罢工抵制公交；民众将汽车称作“市虎”，频繁肇事却因车主权势难以追责，道路成为民族、阶层争夺权益的权力场域，双城空间的不平等借助汽车进一步放大。

文章分析了汽车如何倒逼新型社会秩序重构。传统街道无统一通行规则，汽车普及迫使当局建立整套现代交通治理体系。交通法规、驾照制度、行业监管共同完成对全体市民的行为规训，遵守汽车交通规则被定义为“现代文明”，技术以功能必要性隐蔽完成社会秩序重塑。

文章总结，民国时期哈尔滨的汽车绝非中性交通工具，高昂消费制造阶层区隔，双城空间差异衍生路权博弈，交通管控重构现代社会规则，完整印证技术政治性理论——技术嵌入特定社会结构，同时重塑权力、阶层与空间秩序，为近代城市技术社会史研究提供东北区域典型样本。（李西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