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锋亮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教授

近期，我国学者斩获菲尔兹奖的消息引发了学界与社会的广泛热议。一个老生常谈却极具现实穿透力的问题再次走进公众视野。两位获奖学者的核心研究工作均在海外科研平台完成，有观点将此现象归因于中外科研生态之间的差异——国外科研氛围更加宽松、包容，不苛求基础研究的即时应用价值，尊重学术探索的“无用之用”；而国内科研评价更侧重落地价值、聚焦现实效用，强调科研的“有用之用”。

这一舆论争议的本质并非简单的中外科研优劣对比，而是高等教育哲学中一个百年命题的当代延伸，即美国教育哲学家布鲁贝克所提出的高等教育认识论与政治论两大哲学基础的平衡问题。高等教育认识论秉持“为知识而知识”的核心理念，认为大学的核心使命是纯粹地探索真理、拓展人类知识边界。在该理念下，科研工作不应追问研究成果能否转化、能否产生经济社会效益、能否服务具体产业，而是要以好奇心为驱动，深耕抽象理论、前沿猜想等看似“无实用价值”的领域，专注于探究人类认知的未知领域。这种“无用之用”看似脱离现实、无法即时赋能社会发展，却是人类科技进步的重要源头活水。

相比之下，高等教育政治论则认为高等教育并非孤立的学术象牙塔，而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科研工作必须回应时代命题、解决现实问题、支撑国计民生。这种“有用之用”的科研导向聚焦“卡脖子”技术攻关、产业转型升级、民生短板补齐、公共治理优化等现实需求，强调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实用价值与社会效能，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动力。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科研体系根植于国家发展需求，形成了需求导向的科研范式。在国家追赶、发展的历史阶段，此范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重大工程技术突破到民生领域技术革新，从基础产业升级到公共服务优化，具有靶向性和实用性的科研导向，使我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多领域的跨越式发展。

与此同时，实用性价值导向也导致了当前科研生态的结构性困境——部分科研评价体系对周期长、风险高、缺乏即时应用前景的基础理论研究包容度相对不足。不少研究者迫于考核压力而倾向选择短平快的实用性研究方向。这也是部分顶尖基础学科人才选择在海外平台开展研究的重要原因。

立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语境，我们无需否定我国科研体系的独特优势，也无需回避当前科研生态存在的问题，更不必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当下，国内高等教育科研的核心发展路径既要坚守服务国家、社会和民生的初心，强化“有用之用”的核心效能；也要补齐基础研究短板，厚植“无用之用”的创新土壤；还要推动两者的双向赋能，构建兼具知识温度与时代担当的现代化科研生态，实现两种价值的动态平衡。

首先，优化科研评价体系，建立分类评价、多元赋能的价值标尺。对于聚焦国计民生、关键技术攻关的应用研究，继续坚持实用导向、成果导向、价值导向。对于基础理论研究、冷门学科研究，则应摒弃短期量化考核，延长评价周期，弱化实用指标，以原创性、学术价值、知识贡献为核心评价标准，为研究的长期试错与缓慢沉淀留出空间。通过差异化评价，让投身应用攻关的研究者有担当、有回报；让坚守基础探索的研究者有舞台、有保障。

其次，重塑高等教育育人导向，培育兼具务实担当与探索精神的创新人才。高校作为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要摒弃极端实用主义的育人理念，兼顾实用能力培育与创新素养涵养。在学生的科研实践中，既设置需求导向的应用型科研课题，助力学生对接现实需求、锤炼实用能力；也鼓励学生自主设立探索性课题，保护学生的好奇心与创造力。

最后，构建双向赋能的科研生态，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深度融合。“无用之用”的基础探索为“有用之用”的应用攻关提供理论支撑与创新源头，“有用之用”的实践探索为基础研究提供问题来源与迭代方向。我们要打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壁垒，推动二者双向联动，真正实现“无用之用”与“有用之用”的交相辉映。

菲尔兹奖学者的科研经历为我国高教科研生态的优化提供了重要启示，但绝非否定当前科研体系价值的依据。新时代我国的高教科研既要扎根大地、立足国情，坚守服务国计民生的责任担当，也要包容出于好奇心的自由探索，拓展人类知识边界。唯有实现两种价值的动态平衡、双向赋能，才能构建更加成熟、更具活力、更有潜力的现代化科研生态，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与创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