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霍姆斯堡监狱人体药物试验的关停与重启

作者：孔飞乐、谷晓阳

出处：《中国科技史杂志》2026年第一期

美国费城霍姆斯堡监狱人体试验是战后不道德人体试验的典型代表之一。该研究梳理了试验关停与重启的历史，剖析了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审查霍姆斯堡监狱人体试验的过程中，因团队负责人、其所属大学、资助方医药企业等利益方介入而产生的影响，并试图打开不道德人体试验的“黑箱”。

1951年，监狱内暴发足癣，宾夕法尼亚大学（以下简称宾大）专攻皮肤病学和真菌学的阿尔伯特·克里格曼医生受邀前去控制该疾病流行。研究中最主要的是皮肤病学试验，但其中包含许多以非治疗目的的感染试验，即研究人员为健康受试者接种病原体，以便为后续试验创造“感染病原体的受试者”，且部分研究还根据种族选择研究对象。

以此为起点，研究团队承接了不少外包试验业务，雇佣方包括制药公司、化妆品公司、联邦机构等。美国国防部、中情局等机构也曾委托克里格曼在囚犯身上开展试验。作者表示，在这里开展的众多研究取得的成果，成就了克里格曼的学术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皮肤病学发展。

克里格曼研究过许多有潜在应用价值的皮肤科药物，20世纪颇具争议的二甲基亚砜（DMSO）就是其中之一。有研究表明，它可显著减少外科手术后粘连的形成，并能抑制炎症、缓解疼痛等，也有研究对其确切作用提出质疑。

为消除这些争议，克里格曼对监狱健康的成年男性囚犯开展DMSO研究。他的研究部分内容被《时代周刊》称赞“是有关DMSO的最彻底的研究”。

然而，这篇文章发布之时，正处于FDA重点关注DMSO人体试验的时段。

FDA调查发现，克里格曼存在包括提前结束试验、受试者数量少、因不良反应而退出试验的情况没有记录等5项违规行为，最终取消了克里格曼进行新药人体试验研究的资格。与之相伴的是，霍姆斯堡监狱有75%的试验项目被关停。

关停后，利益相关方纷纷为之辩护，包括诸多制药公司。它们都表示非常需要霍姆斯堡监狱的人体试验提供科学数据，称它是“不可替代的”。当时的监狱主管也不想失去试验项目。他认为医学试验既能给监狱带来经济利益，也能促进医学发展。

在作者看来，更重要的是来自宾大这个重要利益相关方的“压力”。克里格曼的名誉关系着宾大的声誉。作者提到，根据亲历者回忆，宾大相关人员的介入最终成为改变FDA制裁决定的关键。

宾大皮肤病学系主任唐纳德·皮尔斯伯里称，愿意为克里格曼的人品担保，他“确信克里格曼没有任何虚假陈述”，即使研究中出现错误，也是“无意”产生的。作者表示，皮尔斯伯里的介入无疑为霍姆斯堡监狱人体试验的整改增加了学术可信度砝码。

另一位关键人物是任职宾大副校长的公共卫生学家卢瑟·特里。他介入后希望这个问题能尽快得到解决，表示其“主要兴趣”是“维护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良好声誉”，认为克里格曼“基本上是个诚实的人”，同时称“宾大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利用了”。

作者认为，从特里一系列相互矛盾却又彼此支撑的表态可以看出，宾大在该事件中的介入，并非单纯源于个别专家和管理者的个人判断，而更多体现出研究型大学在科研声誉收益与潜在风险承担之间进行权衡的行为逻辑。

1966年8月15日，经FDA授权，霍姆斯堡监狱人体试验重启。克里格曼获得新药研究权，附带的条件是保证做好研究记录和公开道歉。

作者指出，克里格曼在20世纪皮肤病学转型中的学术贡献，使其在医学界赢得了广泛声誉与制度性支持；但吊诡之处在于，这种学术资本的积累部分建立在违背科研伦理的人体试验之上。

作者总结认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克里格曼的评价主要围绕其学术成就展开，而围绕监狱人体试验的伦理问题则被边缘化或延后处理，直至近年才被重新提出。理解这种现象的关键，不在于对个体能力或道德作简单评判，而在于将其研究实践置于医学研究制度与学术权力结构之中加以考察，警惕以学科进步为中心的叙事掩盖其背后的伦理代价与制度性问题。（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