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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涛

近日，福建福耀科技大学（以下简称福耀科大）校长王树国在接受采访时证实，福耀科大理事会理事长曹德旺要求学校各院系逐步实现自负盈亏，做到“自己养活自己”。这一说法引发广泛讨论。有人认为，这是高校改革中直面产业需求、倒逼成果转化的一次有益探索；也有人担心，大学院系如果被要求“自己养活自己”，是否会滑向市场化、企业化，使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受到短期收益压力的挤压。

这场讨论很有价值。它并不只是围绕某一句话的理解分歧，而是触及大学运行的几个根本问题：社会服务收入能否成为一所大学的主要经费基础？对于一所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而言，举办者投入、学费收入、社会捐赠和政府支持之间又应形成怎样的合理结构？

在我看来，大学当然不能“关门办学”，理工科大学更不能脱离产业实际，但大学也不能办成企业。大学可以增强“自我造血”能力，却不能简单以“盈利能力”衡量院系价值；民办高校可以发挥机制灵活、贴近产业的优势，但其长期发展仍需以稳定、透明、可持续的投入机制作为基础。

不能否定传统大学的价值

首先应当看到，福耀科大的探索有其积极意义。长期以来，我国部分高校在办学中确实存在与产业需求脱节的问题。一些科研选题停留在论文和项目申报逻辑中，缺乏对真实问题的回应，很多高校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重论文、轻工程”“重课题、轻转化”的倾向；一些产教融合只是挂牌合作，企业没有真正进入育人过程。对于这些问题，社会早有批评，教育界也在不断反思。

从公开材料看，福耀科大定位为“以理工科为核心、交叉融合为路径、产业应用为导向”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强调把产业前沿问题转化为教学案例，把科研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学校提出科教融汇、产教融合、企业导师、真实项目牵引等机制，目的在于打破传统院系和产业之间的壁垒，让教师和学生进入真实问题场景。这种改革意识是值得肯定的。对于一所以制造业科技创新为重要方向的新型大学来说，科研不能只在校园内部循环，也不能只以论文数量证明自己的学术价值。

同时，对传统高校的反思也应保持必要的分寸。王树国在相关访谈和报告中经常以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大疆创始人汪滔等创新创业者为例，说明许多重要突破发生在企业和产业现场，而不是发生在大学课堂或教授实验室中。这个判断揭示了高校改革必须面对的真实问题，但也不能由此得出“大学无用”或者“大学整体落后于企业”的简单结论。事实上，这些创新者并不是脱离高等教育体系凭空成长起来的：梁文锋本硕毕业于浙江大学，汪滔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王兴兴也接受了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系统工程训练。他们后来走向企业、创办公司并取得突破，恰恰说明大学在基础知识训练、专业能力养成、问题意识形成和青年人才筛选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大学未必总是创新成果最终发生的场所，却常常是创新人才最初成长的土壤。因此，对高校弊端的批评应当导向循序渐进的改革，而不是对大学价值的根本性否定。

培养更多梁文锋式的创新人才，既需要高校改革，也需要企业环境持续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求大学必须按照企业的逻辑来运转。大学与企业本质上是两类功能不同的组织：前者承担知识传承、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和思想探索的职责，后者则面向市场需求、技术转化和产业竞争。创新人才的成长恰恰得益于这种分工与协作——大学提供宽厚的知识基础、批判性思维训练和长期能力培养，企业则提供真实场景、市场反馈和技术落地机会。真正需要改革的不是让大学去做企业的事情，而是打通两者之间的人才流动和创新协同机制，使高校能够更好地培养适应未来发展的创新者，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吸纳和激发这些人才的创造力。只有在各自发挥优势、形成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创新人才才能持续涌现。

大学不能完全依赖院系自负盈亏

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表明，大学不能完全依赖院系自我造血。作为一所私立研究型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2025财年比较重要的收入来源分别是投资收益（约16亿美元，占比29%）、科研资助（约24亿美元，占比44%）、社会捐赠收入（约5亿美元，占比9%）、学费收入（约4亿美元，占比8%）。即便把科研资助宽泛理解为大学通过外部竞争、科研服务和知识生产能力获得的资源，这部分收入也没有超过学校总收入的一半。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社会服务能力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也不是靠行政要求或财务压力逼出来的，而是建立在长期的学术积累和人才网络之上，一般的民办高校短期内难以复制。

王树国曾多次提及美国欧林工学院，视其为工程教育改革典范。实际上，作为一所私立本科工程大学，欧林工学院的财务结构更能说明这一点。根据欧林工学院2025财年审计财务报表，学校当年运营收入合计约4317万美元，其中欧林捐赠基金支出约2390万美元，另有其他捐赠基金支出约33万美元，两项合计约2423万美元，占运营收入约56%；学生收入净额约1408万美元，约占33%；政府拨款和其他合同收入仅约116万美元，约占3%；社会捐赠约116万美元，约占3%；其他收入约255万美元，约占6%。就是说，其办学经费的主体也不是依靠学院和教师通过市场化服务“自我造血”，而是依靠基金会形成的长期捐赠基金持续支持。更值得注意的是，欧林工学院2025财年运营支出约4712万美元，高于运营收入，运营层面亏损近400万美元。这说明，高水平工程教育，尤其是小规模、重实践、重师生互动、重创新培养的办学模式，本身就具有高成本、长周期和强公共品属性，不能简单按照企业利润中心逻辑要求院系自负盈亏。

对于福耀科大这样一所创办时间不长的新大学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稳定投入和逐步积累，而不是从一开始就要求各个院系自负盈亏。新大学的优势在于机制灵活、使命清晰、改革包袱较轻，可以从一开始就设计面向产业和未来的育人模式。但新大学也有明显短板：学科积累尚浅，教师团队仍在形成中，学生培养成效需要时间检验，社会声誉还没有充分建立，科研成果转化更存在不确定性。成果转化并不是只要研究真问题就必然成功。科研失败是常态，转化失败也是常态。若把院系运行过早建立在成果转化和社会服务收入之上，就可能使学院和教师承受过强的短期财务压力。

须建立稳定透明的长期投入机制

从学校后续回应看，福耀科大所提出的“院系自负盈亏”的真实含义更可能是被社会“误读”了。学校想表达的或许不是让院系真正自负盈亏，而是鼓励院系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同时由学校整体承担稳定投入、统筹配置和保障基础学科的责任。实际上，王树国曾明确表态：“学校对各专业学院同样给予持续稳定的经费支持与充分的科研空间，鼓励老师们潜心基础研究，坐得住‘冷板凳’、啃得下‘硬骨头’。”

社会对福耀科大的误解与我国民办高校长期以来的社会印象有关。长期以来，社会对部分民办高校的批评，往往集中在办学过于商业化、企业味道过重、财务运行不够规范、举办者资金投入不到位等问题上。一些民办高校砍掉冷门专业，裁减这些专业的教师，引发社会负面评价，甚至还有一些兴办民办高校的企业在遇到资金危机时，利用对民办高校的控制权，违规从民办高校抽取资金以挽救企业。因此，当一所被社会寄予厚望的新型民办高校突然使用“院系自负盈亏”这样的企业化表达时，公众很容易产生联想：是不是资金压力加大了？后续资金是不是没保障了？这种担心未必符合福耀科大的真实意图，却有可以理解的社会心理基础。

因此，福耀科大当前最需要的不是急于证明院系能够“赚钱”，而是保持稳定、可预期的长期投入，形成支撑新型研究型大学成长的制度基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成长需要“耐心资本”。这个资本不仅是资金意义上的投入，也包括时间投入、组织投入、制度投入和社会信任投入。曹德旺作为企业家，能够把制造业一线的问题意识、效率意识和责任意识带入大学；王树国作为教育家，长期关注大学与产业脱节、人才培养模式滞后等问题。企业家的实践和教育家的大学理想结合在一起，确实可能产生新的办学形态。对于这样的探索，社会应当给予空间和包容。当然，作为创办者的福耀科大也要维护全社会对这场新大学实验的信心，继续保持稳定投入。

经费收入结构的关键问题

办大学是一项高成本、长周期事业，尤其是福耀科大这样一所强调小规模、高水平、强实践、重科研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更需要持续投入来支撑师资引进、实验平台建设、学生培养和科研探索。曹德旺及河仁慈善基金会的大额投入为学校起步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也体现了企业家支持高等教育的责任意识和公益情怀。公开报道中提到，学校前期已经投入数十亿元，并规划继续投入至百亿元规模。对于一所新创大学而言，这是十分难得的办学起点。

与此同时，大学的发展不能只依靠创办者的投入。福耀科大实行低学费、小规模的办学模式，学费收入在学校整体经费中所占比例有限；学校又不同于一些已经形成较成熟社会捐赠网络的高校，未来能否持续吸引企业、校友和社会力量参与支持，还需要时间检验。

这也涉及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与欧美部分私立大学依靠校友捐赠、社会基金和长期投资收益支撑办学不同，我国大多数民办高校尚未形成稳定的社会捐赠传统和基金会运作机制。长期以来，我国民办高校的收入主要依靠学费，这种经费结构不利于民办高校提升办学质量：学费如果过低，学校缺乏持续投入能力；学费如果过高，又会加重学生家庭负担，降低对优秀生源的吸引力。

近几年，我国新建了几所新型民办高校，福耀科大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一。这些高校希望建立不依赖于学费的经费收入结构，但它们目前的经费主要依靠举办者的捐赠或学校初创时期募集的捐赠资金。如果这些高校在后续发展过程中无法获得持续的捐赠，那么经费就会成为影响学校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从“政府-市场-社会”的分析框架来看，我国民办高等教育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社会支持力量相对薄弱。在社会捐赠机制尚不健全，同时又不希望主要通过市场进行筹资的情况下，政府有必要加大对高质量民办高校的支持力度。例如，可以按照学校实际吸引社会捐赠资金的一定比例给予财政配套支持，以此引导社会资源进入民办高等教育领域，同时体现国家对民办教育发展的引导与规范。

（作者系苏州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