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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生 朱阳慧 记者 陈彬

对于一本名为《电磁通论》的书，国内某头部高校物理系博士小宋总有一种复杂的情感。

《电磁通论》是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于1873年出版的著作。它系统总结了19世纪的电磁学研究，提出了完整的电磁场理论并预言了电磁波，是物理学史上里程碑式的经典之作。

这本书是小宋高考前买的，那时他就对物理学充满兴趣。这本书伴随他考入大学，直至本科毕业。但遗憾的是，尽管携带多年，他却很少打开。究其原因，小宋说：“书里全是古老的语言，看下来一头雾水。”

这本《电磁通论》的命运，代表了目前很多科学领域经典著作的处境——大师之作、声名远扬、万人敬仰，却被束之高阁，鲜有人问津。

换句话说，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几乎成为每一位科研人员耳熟能详的表达时，那些真正属于“巨人”的经典作品，与他们拉开的距离却似乎越来越远。

卖不出去的经典

之所以要购买《电磁通论》，是因为当时的小宋充满了对物理学的痴迷和对科学巨匠的崇敬。通过这本书，他希望能找到通往电磁学殿堂的钥匙。为此，他还曾制订过一个阅读计划。

只不过，这个计划在他翻开这本书的第一章时就宣告失败了。

作为一本19世纪的专业学术著作，《电磁通论》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表达印记，典型的英式长句，繁复冗长、论述曲折。在习惯了现代白话文的小宋眼里，这本书仿佛是“有字天书”。而18世纪以前，牛顿、伽利略等人的诸多科学经典，多用拉丁文等古老语言写就。从古文字翻译成英文，最后几经辗转翻译成中文，在多重转译过程中，只剩生硬的科学名词和晦涩的语言。

进入大学后，小宋离电磁学越来越近，但离《电磁通论》越来越远——在大学课堂，老师按照教材来上课，直接讲原理、公式和结论。

“以光学中的惠更斯原理为例，在教材里，它只有短短一节，原理表述很精练，老师一两节课很快就讲完了。”小宋告诉《中国科学报》，他曾出于好奇翻阅过惠更斯《光论》的原著，而后惊讶地发现，在这部光学经典中，根本找不到那些熟悉的代数公式，“全是几何图形，还有看不懂的论证”。

令人唏嘘的是，小宋本科毕业想转卖这本《电磁通论》时，上百人的物理系年级群里，没有一个人要它。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吕凌峰看来，小宋的经历并非孤例。吕凌峰长期教授科学史类的课程。根据他多年的观察，课堂上来找他讨论科学经典读物的学生寥寥无几。

在他看来，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相反“恰恰是常态”。 吕凌峰解释说，科学经典与文学、哲学经典的阅读方式并不相同。文学往往强调与原著直接相遇——读《红楼梦》的研究著作，终究不能代替读《红楼梦》本身。而科学知识却具有明显的累积性与重写性。早期科学家鸿篇巨制建立起来的论证体系，往往已被后人整理得更加清晰、简洁，并以教材形式传承下来。“牛顿、伽利略写一整本书才能说清的问题，也许今天几页教材就能讲明白。”

每年有不少理工科研究生选修吕凌峰科学史类的课程。课堂上，他有时会提到一些科学经典，但从不要求学生细读，“浅尝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在图书馆偶然碰到一本经典，花几分钟翻一翻，其实就很好。”他说，“看看它的章节结构，看看作者是如何展开论证的，也看看后人如何评价它。至于其中成熟的结论，教材里往往已经总结得很充分了。”

在吕凌峰看来，阅读方式的变化也与科学研究形态的变化有关。“牛顿那个时代某种意义上还是‘小科学时代’。一个极其聪明的头脑凭借纸笔和长期思考，就可能推动整个时代前进。而今天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知识体系高度复杂，重大突破往往依赖大型团队、昂贵设备和跨学科协作。现代科研人员未必需要重新回到几百年前的起点，他们更重要的任务是熟练掌握已被验证的方法和工具，再继续向前推进。”

因此，“一名立志从事前沿科研的学生，即使从未系统研读过牛顿或伽利略的原著，也能受到完整的科学训练，并成长为优秀学者”。吕凌峰说。

忙着读论文的硕博生

如果说本科阶段是对知识效率的追求，那么进入研究生阶段，放弃阅读科学经典则显得更加自然。

张树明（化名）在一所原“211工程”高校的机械工程学院任教，同时也是研究生导师。据他介绍，工科硕士研究生的学制通常只有3年，第一年需要完成密集的课程学习，真正投入学术产出并发表论文的时间只有研二这一年，因为到了研三，学生们的重心就要放到找工作上了。

毕业的硬性指标要求学生必须有论文产出。为了完成毕业的论文要求，张树明会先让学生阅读一些研究领域内的综述性文献，了解科研大方向的各个分支都是做什么的，一旦学生找到了感兴趣的细分领域，接下来的任务便是“一头扎进行业大佬发表的那些高影响因子论文中”。

“如果看5年前的论文，通常很难发现新的内容。现在科技发展太快了，最新的文章往往代表了最热的研究方向。”他说。

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就意味着可能发出好论文。张树明以自己所在的领域举例——在前几年，“液态”方向非常火爆，只要开展相关实验并取得差不多的结果，就能在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上发表文章。但随着时间推移，大家扎堆做相关研究，成果的创新性越来越差，发文章就比较难了。

“因为我们是应用型理工院校，希望能培养出在业界独当一面的工程师。”在张树明的团队里，学生们会被分配到具体的横向课题组中。“让学生接触一些项目，从应用场景出发解决企业的真实问题。如此，学生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更容易‘上手’。”

在这种项目驱动的环境下，如果一个学生突然想要追根溯源，回到科学经典著作中“死磕”最基础的物理或数学方程，导师甚至会感到焦虑。

“遇到这种过于钻研的学生，只要他遇到几次挫折，没有产出，我们就会论证他的方向到底行不行。如果不行，就会单独和他谈话。”张树明无奈地表示，“大环境如此，毕业要求和就业环境客观存在。现在的学生们还是比较务实，只要开导一下他，便不会钻得那么深了。”

对此，吕凌峰直言：“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让一个承受毕业压力的研究生，或者背负项目与发表任务的青年学者，把厚重的科学经典从书架上搬下来逐页精读，本身就不太现实。真正需要读科学经典的往往也只是从事科学史、科学哲学等研究的专业学者。”

一方面，本科生读不懂，研究生没时间读；另一方面，传统经典脱离时代，远不如最新论文“紧扣前沿”。如此看来，科学经典是否已经失去了原有价值？

关于经典，我们究竟在读什么

虽然吕凌峰认为不能强求学生阅读经典，但过去20年来，他依旧兴致勃勃地在课堂上讲述科学史上的经典文本。

“我希望给学生留下1%的心灵空间。” 他说，“剩下99%的时间，你当然可以投入公式、实验、计算和竞争。但那1%是留给人文认知的——让你知道这些公式背后曾经站着怎样的人，他们生活在怎样的时代。”

他解释说，如果只从教科书里认识牛顿或者其他大科学家，他们很容易被简化成一个符号，就像一尊冰冷的雕塑，或是一个与公式绑定的专有名词。

“真正的科学精神从来不只体现于公式和结论。” 在吕凌峰看来，今天阅读科学经典，重点已不在于从中学习多少科学知识，而是理解知识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你能看到科学家也会困惑、犹豫、走弯路，也会在黑暗里一点点摸索。科学不是天降真理，而是人类艰难探索的过程。”

“换句话说，当下阅读科学经典的意义，更多是理解经典背后的历史语境和思维方法。” 吕凌峰说。

对于这种说法，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原校长钱旭红深以为然。

在担任校长时，钱旭红曾在校内开设了一系列聚焦经典阅读的课程，课程总名称为“人类思维与学科史论”。该系列课程以“读原著、练思维”为核心，涉及大量科学经典著作。“对于这个系列课程，我们有一个特殊的规定。”钱旭红说，“比如，你是一名物理专业的学生，那么你选修物理类经典的阅读课程将不会有学分，但如果你是一名文科生，就会得到学分。”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钱旭红看来，相比于获得知识，科学经典在当下的意义更多表现为对学生及科研人员的思维启发。

“在知识大爆炸的当下，具体的知识是很容易‘过时’的。如今，我们已经很少使用几百年前的知识了，但思维却不会过时。”钱旭红说，比如牛顿发现的力学三大定律，一名中学生都不会陌生，而牛顿在发现定理时的思维模式直到今天依然对科研有指导意义。那些定理可以在几乎任何一本物理学书籍中学到，而牛顿的思维模式却只能在经典原著中体悟。

“当我们阅读经典时，究竟在读什么？这是一个问题。”钱旭红说。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曾指出，“回到科学研究发生的现场”能对人们理解科学带来一种决定性的改变。只看教材和整理后的结论，人们看到的永远是“已经完成的成果”，却无从知晓最初的科学问题是如何被提出的，究竟采用了何种思维方式。

当阅读经典的目的从“学习知识”转变为“探究思维”，其产生的能量可能超过学习者的预期。

在这方面，钱旭红讲述了科学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

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曾写过一本关于生物学的书《生命是什么》。在这本书中，薛定谔从物理学角度定义了生命本质，提出生命以“负熵”为生的核心观点，并依据量子物理学预言了遗传物质的物理结构。

“毫无疑问，这是一本科学经典著作，但其内容也是出了名的晦涩难懂。”钱旭红说，如果仅仅学习书中知识，相信很少有人能够读下去。然而，有两个年轻的科学家在读这本著作时，却将视角放到了薛定谔如何从量子论、物质形态推导出生命可能符合的某些量子现象及规律上。

“正是受薛定谔思维方式的启发，这两个年轻人在看到其他学者拍摄的DNA晶体X射线衍射照片时，才获得灵感，进而发现其背后隐藏的DNA双螺旋结构。”钱旭红说，这两个人便是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与弗朗西斯·克里克。

对许多普通读者而言，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面对晦涩难懂的科学经典，连理解内容都困难重重，又如何能够跨过对内容的理解，探寻作者的思维方式？

阅读经典的误区

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吴国盛看来，除《物种起源》等少数著作外，许多科学经典的“技术门槛”太高的确是个问题。

他表示，如果普通读者愿意读那些艰难的科学经典并有所收获，当然应该赞赏；但在大家精力有限的情况下，更值得讨论的是“如何有效阅读”。

“在专家引导下进行阅读，有可能是打通这层坚硬壁垒的有效路径。” 2021年，吴国盛牵头发起了一个“高山科学经典”项目，目标是甄选100部科学经典，并为每部经典寻找1位顶尖科学家担任导读人，同时搭配一到两位人文学者或跨界嘉宾，双方以对话的方式为读者解析书籍核心思想、历史背景与科学影响。

该计划已经推行数年，但吴国盛发现，“科学经典很多，合适的导读专家却很少”。

“要让科学经典真正走近公众和科研工作者，首先需要系统性的学术基础工程，例如，应把历史上重要的科学经典译成中文，并加上基于学术研究的历史考据和注释。”在他的构想中，历史上至少有20名特别重要的科学家，每个人都应有至少20位中国科学史家对其进行专门研究。这些科学史家要熟悉科学家的生平与著作，能就相关细节与国际同行开展深度交流——就像已故的科学史家许良英之于爱因斯坦、科学史家戈革之于玻尔。

“未来20年，希望中国出现至少20位像许良英、戈革这样的杰出人才。”吴国盛期盼。

受访时，钱旭红同样认为“如何有效阅读”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但他却将视角更多地放到了普通人对于“经典阅读”的某些误区上。

“比如，在很多人的观念中，阅读经典就需要将著作逐字逐句理解清楚、搞明白，这本质上还是属于基于‘知识学习’的认知。”钱旭红说，阅读经典的目的不在于弄懂其中每一句话，而在于知晓作者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要达到这个目的，其实并不需要掌握太多知识点。一般而言，三个相对独立的知识点就足以支撑一个思维模式。”以自己所在的化学领域为例，钱旭红表示，通常情况下，弄懂基本的周期性原理，懂得一些手性化学知识和绿色化学知识，就足以很好地理解大部分的化学思维方式。

再比如，很多人认为所谓的“科学经典”，只能是那些已经流传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大师作品，而在钱旭红看来，这样的理解有些狭隘。

钱旭红坦言，以《生命是什么》一书为例，该书内容的确过于晦涩难懂，他并不推荐普通人阅读。而2016年，英国物理学家吉姆·哈利利与分子遗传学家约翰乔·麦克法登合著的科普著作《神秘的量子生命》被引入国内。作为《生命是什么》的直接延续与实证拓展，该书不但直接奠定了“量子生物学”的基础，更在继承前作精神的基础上，对薛定谔的思想进行了现代化验证。

“我十分推崇这本书。”钱旭红说，这本书要比《生命是什么》晚出版了约70年，内容上也较前作更加通俗，可读性也高得多，“但谁能说它不是一本科学经典呢？”

除此之外，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同样大大降低了普通人阅读科学经典的门槛。钱旭红说：“我们完全可以将科学经典的电子文本输入人工智能，要求人工智能结合读者的学识与专业领域，在保留中心思想的前提下，将文本内容进行压缩和通俗化改写。”

“我们通常说不能‘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这一点对于科学经典的阅读同样适用。”在钱旭红看来，当今时代，读书早已不是一页一页地死抠文本，不管是“蜻蜓点水”还是“提纲挈领”，甚至借助人工智能的帮助，只要能让读者认清作者的思维模式，都是适合的方式。

“从这个角度说，科学经典与很多人渐行渐远，究竟是经典已经‘过时’，还是我们的方法有误，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钱旭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