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嫣的项目入选东南大学大学生创新成果展示会。受访者供图

■本报实习生 侯慧静 记者 徐可莹

“今年4月，我就满20岁了，这对我来说是个坎。”说这话的，是一个在常人眼中“跑得飞快”的女孩。

从初中就开始为上大学“备战”，高一休学两个月疯狂刷题，王梓嫣一举考上了东南大学的少年班。上大学后，她依旧努力，却因身份上的差异与不成系统的基础知识，入学不到4个月就陷入痛苦中。

“少年生”的身份让她不敢懈怠。她做项目、搞学术，跑到法学院院长的办公室自荐，邀请不同学科的老师作讲座沙龙……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她主持的项目成功结项，并被评为国家级优秀项目。

2025年9月，王梓嫣成为香港理工大学（以下简称港理工）密码学方向科研助理。今年6月，她将正式开始在港理工攻读博士学位。她显然已是别人眼中的佼佼者，但心里却始终有根弦，紧绷了整整5年，一天也没松过劲儿。少年生的身份带给她光环，也催生出一种同龄人身上罕见的时间焦虑。

如今，王梓嫣依旧会思考少年生身份给她带来了什么。时间焦虑是她接纳这个身份的产物，也映射着优绩主义对她的束缚。在成为“天才”和“伤仲永”之间，她困顿万分。

近日，王梓嫣向《中国科学报》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以下是她的自述。

遥遥领先的6年

4月，我就要满20岁了。

回望过去的人生，我的每一个学习阶段似乎都比常规的轨迹超前了3年。15岁那年，我被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专业少年班录取。我现在在港理工做科研助理，即将在6月份正式开始攻读密码学方向的博士。这一路，我比大部分同龄人提前整整6年。

但在这种所谓的“领先”背后，我背负着严重的焦虑感。

在学术界的隐性规则中，年轻意味着潜能。我本以为这对我也生效。但本科毕业前的申请季让我认清现实——老师们未必愿意收小3岁的学生。我越来越觉得，年纪小这件事在不同的情况下，带来的结果完全两样。

平时在学校里，大家看我年纪小，会把我当小妹妹看，会多照顾我一点，在生活上对我很宽容。等到了申请博士这种真正涉及群体竞争的时候，年纪小反而成了大麻烦。很多导师会觉得招年纪太小的学生容易出安全问题。

这些现实的挫折让我开始怀疑：3年的时间差放在漫长的人生里到底算长还是算短，我真的值得为了这3年付出那么多痛苦和代价吗？

可年龄就是少年生取胜的优势之一。如果兜兜转转又回到按部就班的学术轨迹，那压缩的这3年还有什么必要呢？更让我无法自洽的是，我对少年生的这层光环有着难以言说的执念。因为过去，我为了接纳少年生的身份，付出了很多努力，只有保住它，才能证明我曾经为之经历的那些过程是有价值的。如果这层光环消失了，那还有什么可以去证明我所承受过的一切？

我不甘心，所以我选择跳过硕士阶段直接攻读博士。为了证明这3年的意义，我必须更优秀，能够把与常人的距离拉得更远。现在，我身边的博士同学大多比我大三四岁。置身于这种明显的差距中，我似乎才能安心一点。

这就像是一个无法回头的沉没成本陷阱，我必须用一种更极致的“快”，来确证当初我的加速并非徒劳。同时我也总在心里给自己设限，觉得自己必须比普通的十几岁青年承担更多，强迫自己不停地去做更多事情，哪怕精疲力竭，也要往前赶路。

在过去的这些年，我几乎没有过一个真正放松或幸福的阶段，心里一直紧绷着一根弦。我的一位老师曾反复对我说可以慢下来，但我做不到。我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恐惧，害怕如果不去拼命努力，天赋就会被磨灭，最后泯然众人。

我不是“天才”

15岁考上少年班，常被外人看作是“天才”的故事。但其实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尖子生。走上这条路，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选拔机制的“信息差”。最初，父母以为多几次高考机会能增加胜算，但我们都严重低估了这种压缩式备考对人精力的榨取。

高一那年的4月，为了准备少年班的高考，我办理了休学。从正常的学校环境中抽离出来后，我闭关了两个多月，填鸭式地突击高中剩下的知识点。那是一种极其孤独且高度紧绷的状态，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去面对高考的——脱离同班同学，独自承受压力。紧接着就是八省联考、一模、二模、三模直到高考，一套标准化的流程密集地走下来，我的精力被彻底掏空。

第一次考试，我就考过了一本线，正式被少年班录取。跨过这道门槛并没有让我产生走捷径的庆幸。备考少年班皆因父母之命，我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考上少年班究竟意味着什么。直到这重身份有了实感，我才开始怀疑究竟能不能担得起这副担子。我心里发虚，总觉得这个结果像是我用应试技巧偷来的，因为我很清楚，自己缺乏那种天赋异禀的特质。

进入东南大学后，我被分在普通的网络空间安全专业班，这让我感到迷茫。人的成长需要他者互为镜子，我被戴上少年生的“高帽”，但我的身边没有相互借鉴的同学。少年生的天花板到底在哪里？究竟怎样才算合格的少年生？我像盲人一样在其中摸索，摸不到标准，只能不停地鞭策自己。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试图把自己硬塞进一个名为“天才”的模子里——卓绝的天赋、特定的领域，甚至是电视剧里那种高智商的主人公。可事实是，我跟不上课堂进度，成绩吊车尾，甚至就连最简单的社会融入也是个难题。

除了“天才”，少年生的另一面是“伤仲永”——因后天努力不够，荒废才能，最终走向衰亡。大一结束，预言应验。我有一门专业课挂科了。这意味着，传统的优秀学生标准已经将我淘汰。

挂科让我意识到，我连普通的好学生都不算，更别提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少年生。很多时候我都在默默祈祷，希望周围人只把我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同龄人。只要隐瞒少年生的身份，我就可以躲开那些理所当然的严苛审视，不用再拼命踮着脚尖去迎合他人的期待。

按常理说，这种处境理应让我彻底垮掉。可是，越是急于隐藏身份，越证明我深陷在优绩主义的惯性里无法自拔。明明现实中没有人苛求我必须出类拔萃，可少年生的头衔带来的却是一种比做好学生还要严苛得多的自我约束。它就像永远悬在面前的那根胡萝卜，哪怕我已经精疲力竭，依然被它逼迫着硬撑向前。

逃离“伤仲永”

常规的保研路走不通了，出于求生的本能，我必须给自己找一条出路。

大二上学期，我把目光投向了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期待做出个项目用来优化简历。

带着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莽撞，我直接跑去敲开了法学院院长办公室的门，为我的交叉课题寻求专业上的指导。我甚至自费千元举办学术沙龙，邀请不同学科的教授来作讲座。很幸运，我的项目成为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首个文理交叉学科项目，并晋升为国家级项目，在结项答辩中被评为优秀。

这些折腾让我在无意中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大一时，通识课上被动接受知识让我感到吃力且迷茫。但在主动推进项目的过程中，为了克服研究里不断冒出的实际困难，我才意识到那些枯燥的基础知识有多么必要。相比于传统的单向授课，在解决具体问题的驱动下进行自学才是我更擅长的路径，这也让我重新建立起了对生活和自身能力的掌控感。

但我心里很清楚，向外求索的成就感只能提供一时的支撑，真正让我获得力量的是身边那些具体的人。

最早察觉我不对劲的，是我的室友。在我心情低落的日子里，她只要有空就会陪我，好几次把我从极度低落的边缘拽回来，就这么一直陪我熬过了这4年。

大二上学期，教网络安全基础课的王良民老师也注意到了我的状态。课后，他主动约我吃午饭。听我倒完苦水后，他问我：“要不到我的课题组里来试一试？”现在回想起来，他根本不需要一个大二学生去帮他解决什么难题，只是想鼓励我，让我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给我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他把我当成家人一样照顾，让我每周写信和他交流，倾听我的苦恼。在我压力大、状态不好的时候，他会买肯德基的蛋挞给我，通过唠家常来宽慰我。他最常在信里叮嘱我的，就是让我“慢下来”“多出去走走”。

王老师曾在一封信里宽慰我：“你读少年班、拿到国家级项目，这些成就是你已经获得的。你不用担心未来做不好，你可以慢下来。”

这句话给了我莫大的安慰。但直到今天，那种害怕慢下来、害怕泯然众人的恐惧依然会时不时地反扑。面对即将到来的20岁，我依然感到恐慌。真正的和解，远比想象中漫长和艰难。

我时常会跳出个人的处境，去审视拔尖人才的筛选机制。少年班理应接纳那些真正具备卓越科研禀赋的极少数人。但当一套筛选体系向下演变成另一种应试轨道时，它所测试的往往是机械的承压与突击能力，收获的也不一定是真正极具天赋的科研苗子。

回顾这段岁月，我跳过了按部就班的成长轨迹，也因此独自承担了漫长的迷茫与心理失重。人生只有永无止境的“上岸”。

我其实并没有迎来某种豁然开朗的结局。我至今也没有完全想通“少年生”这三个字在我身上究竟意味着什么。少年生的身份带来一种类似于死循环的困局。外界的打量和自身的恐惧像两条无形的鞭子，逼着我只能向前赶。我依然会在深夜感到恐慌，害怕自己配不上这一光环，害怕一旦停下脚步，曾经承受的一切都会变成一场徒劳。

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能找到那个完全自洽的自己。眼下，我只能带着满身的困顿与未解的焦虑，带着被时间追赶的巨大惯性，迈向我的2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