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晓东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

今年9月，笔者所在的北京大学为贯彻落实“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的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出台了《北京大学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实施办法》，力求降低和控制办学成本。相关举措也得到了媒体的好评。

文件中，北京大学提出了一些“实招”，如节约差旅费用、不在21个国家风景名胜区召开会议、采用双面打印等。这些举措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针对的浪费行为非常容易发现。文件中尚未提到一些“隐蔽”的浪费行为。其实，如果要实现过紧日子、控制办学成本的目标，还需教育学者和教育经济学学者对办学过程进行精细的运筹学分析，将“隐蔽”的浪费行为一一暴露出来。

比如，最近某地教育主管部门发布了《关于组织参加第二届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的通知》。北京大学能否一边过紧日子，一边参加这类教学比赛呢？

回答是不能。

直接原因是以来华留学生作为特定对象的教学比赛与教育部留学生质量管理相关文件发生了冲突。早在2018年，教育部在其印发的《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管理规范（试行）》中明确提出，“高等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保障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健康发展和持续改进，推进中外学生管理和服务的趋同化。”这其中的“趋同化”一词，意味着高校要将来华留学生教育纳入全校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实行统一教学、统一教学管理和考试考核，提供平等、一致的教学资源和管理服务。“趋同化”意味着中外学生在同一课堂学习，换言之，高校不应有专门为留学生开课的教师。

此外，此类比赛也与“教”的本质有冲突。

首先，“教”会产生结果，其中既有教师经由“教”产生的学术进步，即所谓“教学相长”，也有学生经由教师“教”而获得的进步。比赛应该比的是“教”的结果。例如，“职业技能大赛”所比的是学生经由“教”以及自己“学”-“练”的结果。相比之下，教学比赛所比的实质是“教”的表演，而这样的表演往往是无意义的。

其次，“教”会产生结果，但结果显现出来需要很长时间，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年两位菲尔兹奖得主王虹、邓煜都曾回忆起他们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的老师们，那些杰出教师的教学成果20年后才得以体现。这意味着在教学比赛的短时间内无法对“教”的结果进行判断。这是“教”不可以比赛的时间因素。

最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已将促进拔尖创新人才涌现作为战略任务。但促进拔尖创新人才涌现的教学方法十分复杂，包括挑战教学法、反讽、“逆教”等，很多都与现行教学比赛的评审规则相矛盾。这意味着教学比赛所鼓励的教学，其实并不都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

“教”不可以比赛。因此，教学比赛会导致浪费。如果过度追求比赛结果，浪费就会更加触目惊心。

2024年4月23日，《中国教育报》曾刊出了“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调研组”完成的一份“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赛后调查”。这份调查报告明确指出了教学比赛中令人触目惊心的直接性浪费——部分参赛团队出现了“为赛而赛”的倾向，投入了过多时间和资源进行备赛。比如，部分参赛团队备赛时间过长。半数左右的参赛选手、领队反映其准备2023年国赛的时间超过6个月。其中有17.17%的参赛选手的备赛时间达到一年及以上。更有12.39%的参赛选手表示，所在学校允许他们脱产备赛。

再如，部分参赛团队备赛资源投入过度。27.83%的参赛选手表示学校专门聘请外部团队负责后勤保障，11.23%的参赛选手表示所在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也采取了同样措施。进一步的访谈调研发现，在国赛现场甚至出现了“保姆车”、化妆师、服装师等超出必要范围的备赛配置。

这份报告还指出了教学比赛与真实教学的脱节问题：“尽管只有2.03%的参赛选手和1.82%的领队反映，选手在国赛中的表现与其日常教学工作情况不完全一致，但评审专家组的反馈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有22.77%的评审专家认为参赛团队在国赛中的表现与其日常教学实际存在显著的差异。”

在相关专家的努力以及教育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2026年，曾是我国职业教育领域参与面最广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暂时停办，大量浪费得以中止。但时至今日，各省市级的教学比赛以及“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等类似赛事仍然在举办，其造成的“隐藏”浪费在“过紧日子”的背景衬托下越发醒目，也使得北京大学等高校减少办学成本的努力付诸东流。说得更直白些，我们不能一边通过“双面打印”以节约纸张，一边积极参加教学比赛。

总之，教学比赛虽是一件微观层面的“小事”，但其既往被诠释为“有利于教学和学生成长”实际是误入歧途，其中的巨额浪费值得警惕。在教育强国建设中，我们需要反复重申——“教”不可以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