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志军

自今年9月《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正式下发后，一个重大问题摆在所有应用型高校面前：当“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三条赛道真正分开，当“双一流”“双优”“新双高”各自立起标尺，应用型高校还怎么定义自己？

回顾我国的高等教育史，在此文印发前，“好大学”的尺子只有一把，应用型高校虽然在头脑中、措辞中可能坚持“服务地方、应用导向”，但办学目标和办学过程中往往“向研究型大学看齐”，学校必须申学位点、追学科排名、尽快“升格”，学者必须拿项目和发论文、获奖。分类改革要打破的正是这种“单一卓越观”，同时也必然会带来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思想解放”。应用型高校不再是“没够上‘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不是“拔高版的高职院校”，它们必须重新定义自己，重新回答我是谁、我为谁存在、我凭什么被需要。

定义自己是选择“赛道入口”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我国在2025年初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中，也首次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的表述写进国家级教育中长期纲领文件中。在笔者看来，这一变化对国内高校自我定义的影响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高校发展从“层次逻辑”转向“分工逻辑”。强国建设需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需要完整的体系能力，不是所有高校都要达到同一水平，但要求每所学校明确自己在体系分工中的位置。

二是高校存在的正当性来源从“自身发展”转向“体系需要”。高校论证自身存在的理由不能困于自身能做什么的“小逻辑”，要转向在这个体系中能做什么的“大逻辑”。

三是高校评价的核心从“优秀”转向“贡献”。高校评价越来越不取决于其各项指标的综合表现，而取决于能否有效承担在体系中的功能贡献，“什么都有”不等于“有用”，“单项冠军”可能比“全面均衡”更有价值。建设教育强国进程中，高校定义自己不能再自说自话，必须找到自身在国家或区域的体系位置。

启动分类改革，“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这三个概念已经从“修辞”变成了“身份”，进入不同赛道的入口就是高校对自我的定义。针对应用型高校的“双优”工程与针对研究型高校的“双一流”工程不是上下层，而是创新驱动发展上的两个节点——研究型高校解决“有没有”，应用型高校解决“用不用得上”。分类改革解决的是“赛道选择”问题，不解决“水平高低”问题，进入赛道只是拿到资格，赛道内部仍然存在头部效应。明确的自我定义意味着赛道选择，意味着一个建设序列、一套评价标准、一类资源配置，意味着必须找准自己的生态位。

从这个角度上说，应用型高校定义自己的第一步不是问“离‘双一流’还有多远”，而是问“在区域创新体系里是否不可替代”。

定义自己关键是“类型自信”

分类改革和“双优”工程的启动，破解了应用型高校在研究型高校的“双一流”建设与职业院校的“新双高建设计划”中存在的所谓“夹心层”困境，从导向和形式上重新定义了应用型高校的“价值坐标”。但不得不说，分类改革最难的是文化和心理层面。

在文化层面，“应用”是一种“过渡”状态，只要条件具备，终有一天要往研究型靠。这导致一些高校在对自身定位的表述中出现夹生感——前半句讲产教融合，后半句就要“提升学术层次”；表面说服务地方，实际盯着排名与更名。

在心理层面，应用型高校长期存在一种隐性自卑，即原始创新比不过研究型，动手实操比不过高职，于是两头不靠，只能在中间焦虑。要实现“双优”，应用型高校必须克服身份焦虑，坚定自身“应用导向、服务需求”，不能“定义漂移”。研究型高校以探索学科前沿为起点，应用型高校以服务区域发展为起点，后者不是降格，而是另一种卓越。真实的产业问题一定不局限在某个学科内，新质生产力的生长往往发生在学科交界与现实困境中，应用型高校“服务地方”就必须确立类型文化意义上的“主体自我”。

对应用型高校而言，分类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精神启蒙。“双优”赋予了应用型高校新的定义空间。高等教育从不是孤立系统，而是和区域、产业、创新链、人才链等形成系统耦合和协同共生。当代知识生产的主导形态正在从以学科为基础的模式，转向以应用情境为基础的模式，这对高校自我定义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因为它改变了高校自我定义的前提、资源和评价。

基于后一种模式，“知识应用”不再是“知识创新”的下位和后果，其本身就是“真实的知识生产”。事实上，“知识应用”并非易事，应用情境下的创新更难，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定位、资源禀赋、发展路径和基础保障均不相同，“服务发展”往往很难达到理想状态，需要找到破解现实问题的最优解。应用型高校文化和心理上的自我定义意味着敢于回应现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意味着敢于坚持“应用型”，不再追求“像谁”，而是追求“是谁”，意味着敢于强调独特贡献，不再用“我们有什么学科平台”而用“我们解决了什么区域难题”来证明自己。

定义自己是一种“主动创造”

“双优”建设要防止在新标签下“穿新鞋走老路”，尤其警惕把“双优”分类改革做成新的同质化，一窝蜂抢国家“双优”标签，却不对准本地产业，最后换块牌子继续趋同竞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双优”工程建设，让应用型高校长成“应用”的组织样子。

具体而言，要以服务区域需求为目标导向，不是从学科目录中找产业对接出口，而是先看区域有什么产业，再反向组织学科专业集群与技术方向，形成“产业链—技术域—专业群”；要因地制宜推进产教融合，不能只挂牌子没有后续，要建立产教融合共识、共建导师队伍、共育产教课程、攻关产业真实课题；要建设“双师”“双能”教师队伍，评价指挥棒更要同步转轨，强化解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难题、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毕业生岗位匹配度等评价。

同时，应用型高校培养的是产业现场的技术创新者、工程组织者、问题解决者，这就要求人才培养的目标、过程及评价等方面进行深层次改革：培养目标必须聚焦“岗位—能力”适配；培养过程则要从“课堂”转向“现场闭环”，产业出题、教师析题、学生答题，毕业设计来自真实产线，实训环节嵌入真实生产；评价要突出毕业生在一线的适应力、成长性与技术贡献度。

要知道，“双优”不是给地方本科高校发安慰奖，而是倒逼应用型高校做加减乘除——集中资源，选准细分领域，在服务区域发展中锻造那一项“别人替代不了”的能力。资源有限，注意力有限，不可能也不应该什么都强。应用型高校以“转化价值”定义卓越，不能再留恋此前向着研究型走的路子，也不能再寻找自己“从前的影子”，而是要重新定义自己，在自己的赛道上主动创造、追求卓越。

（作者系新疆工业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本文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5YB37〉资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