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淙斌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朱汉斌 李思辉

1956年，一场台风突然把邻居的房子刮倒，两个孩子被压死！面对街坊撕心裂肺的哭泣，面对众人无可奈何的叹息，一个叫符淙斌的少年开始思考一些长远问题：“能否提前预知极端天气，避免这样的人间悲剧？”

“大概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立下研究气象的志向，这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符淙斌说。不久前，就全球“气温快速转变研究”等问题，《中国科学报》专访了符淙斌。

研究从实际出发

《中国科学报》：你和团队近10年来，围绕日间或多日间冷暖气温快速转变现象完成了一系列研究工作。请问这些工作最早是何时开始的？关于这一现象的研究，有何重要意义？

符淙斌：和很多科学家一样，我们的很多研究都是从生活实际中来、从社会需求出发。比如，我们关于“气温快速转变”现象的研究，始于十多年前的一次亲友聚会。

当时，一些亲戚朋友在讨论天气变化时，随口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不是研究气象的吗？现在的天气，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像过山车似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和全球变暖有关啊？”这突如其来的提问，一下子把我给问住了。

我坦陈：“这个问题，我没研究过，还真回答不上来。但我可以回去查一查。”“问者无心，答者有意。”我开始把更多时间、精力放在“气温快速转变”现象的研究上。

当时我脑子里就产生一系列问题：第一，民众这种感觉是不是有实际观测数据的支持？第二，这种现象确实与全球变暖有关吗？第三，它是否表明全球变暖的情况下大气变得更加不稳定？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我们和合作者取得了一些成果。

研究从中国开始。2017年，我们在一篇论文中揭示了中国区域“气温快速转变”事件的历史演变特征，分析了中国区域“气温快速转变”事件与大尺度大气环流系统的关系。

2019年12月，新冠肺炎等呼吸道传染病暴发，我和中国科学院院士谈哲敏联合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吴召华和南京大学医学院的团队进一步开展了全球研究。我们共同揭示了未来北半球中纬度“气温快速转变”事件将快速增强，阐明了全球变化增强“气温快速转变”事件的影响机制，量化了“气温快速转变”事件对流感发病率的重要影响，预估未来“气温快速转变”事件的增强将使流感发病率提高20%至50%。

这篇论文引起了全球反响，由美国气象学会前会长马歇尔·谢泼德撰文推荐，被世界气象组织报告多次引用，被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等的医学院广泛引用，被《科技日报》《华盛顿邮报》《福布斯》等国内外数十家媒体广泛报道。

因为有的学者对我们提出的“气温快速转变”指数和常用的标准差指数的差异表示质疑，2024年我们又专门撰写论文阐明两者物理意义的不同以及“气温快速转变”指数的优点。

这些看起来比较难懂的研究，实际上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前一阵气温从30多摄氏度，突然降到十几摄氏度，如果不能提前预测并做好防范，很多人容易感冒，也可能诱发一些呼吸道疾病。特别是一些患有心脏病、心血管病的人，遭遇忽冷忽热的天气，更容易出状况。

一些极端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会造成危害。也有做经济研究的人士曾发文论述快速天气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所以说气温的快速变化具有多方面的影响。这项研究目前取得显著进展，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一起来研究。

《中国科学报》：你是上海松江人，据说1956年一场破坏性很强的台风，把你邻居的房子刮倒，压死了两个孩子。这件事与你选择做气象学研究有一定的关系，是吗？

符淙斌：是的。松江几乎每年都有台风。1956年，一场从浙江象山登陆的大台风席卷而来，松江遭灾比较严重。我们家对面有一栋房子被台风吹倒了，压死了两个小孩。这件我亲眼见到的事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在我心里埋下了“不让这类人间悲剧再发生”的愿景。

但那时我对气象学还没有概念。后来选择学气象，也有一些偶然因素。对气象学的真正兴趣还是被南京大学录取之后慢慢培养起来的，和台风也有关。

因为台风发生在海上，我就开始思考，为什么台风只能在海上产生，在陆地就不能产生呢？海面那么大，为什么有时候刮台风、有时候不刮？它遵循的是什么规律？正是带着这些疑惑，我继续研究生学习。我的毕业论文做的是关于“台风形成过程中的海洋大气相互作用”的研究。

那个年代做研究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研究数据需要自己一点点去采集。为了采集海上台风的资料，我们从原始的气象电码本上寻找到一些商船的气候资料编码和海面温度等信息数据，然后一点点把这些资料填到天气图的海上空白处。

运用这样的笨办法，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只有当冷性的热带扰动移动到暖洋面上，形成强烈的海-气温差，并且当大气的大尺度环境有利于维持这种环境时，才有可能像一台“虹吸机”源源不断地把存储在海洋中的热量向大气输送。这样的条件下，热带扰动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台风。

科研需别出心裁

《中国科学报》：从创立区域环境系统模式研究到提出“广义季风环境系统”的新概念，从率先把厄尔尼诺现象同中国气候联系起来到揭示中部型厄尔尼诺的存在……你认为科研成果的取得，最关键的要素是什么？

符淙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4个字“别出心裁”。别出心裁就是不能人云亦云，不能总想着从人家已经发表的论文里捞出点什么。也不能总想着找个有洞的地方去补一补。那样不可能有创新。

做研究应该努力从实践中找到好的创意、新的想法。实践包括生活实践、科学实践等。

比如说，广义季风系统，也是我后来提出的“季风亚洲区域集成研究科学计划”的框架图。是怎么提出来的呢？当时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备受关注，我就想：季风系统有没有可能也因为人类活动而产生变化呢？

于是，我们提出“大范围的土地利用覆盖会不会影响季风系统”的想法。根据这个想法，我们开始数值模拟试验。我们采用两种植被数据：一种是潜在植被，也就是在没有人类活动下，由气候因子决定的植被覆盖；另一种是现实植被，也就是现在实际观测到的植被分布。模拟结果发现两者有很大不同。

由此得出结论：现代人类活动大范围改变土地面貌，可以对季风系统产生很大的影响。然后，我们在历史记录中查证，也找到了历史的证据。

本世纪初，我在第一次全球变化开放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讨论的核心就是人类活动是否会影响季风系统。报告引起的争议非常大，一部分人认为这是“胡扯”，一部分人认为是非常先进的思想。如今，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普遍承认人类活动，比如各种排放、土地覆盖率的确会对季风系统产生影响。

再举个例子，关于海洋对副热带高压影响的研究。这项研究跟我国夏季雨带的位置和强度密切相关。我对厄尔尼诺做过很多年研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资料室里找到了美国刚刚出版的太平洋海面温度图集，我猛然想到著名气象学家威廉·皮叶克尼斯的遥相关理论。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是不是和赤道海洋温度变化有关系？我用一个笨办法，把逐年逐月的热带太平洋海面温度数据点在坐标纸上。然后把我们掌握的副热带高压的强度、面积指数等数据也一 一点出来。我们发现这两条曲线非常像。

接着我们分析它的震荡周期，发现这两条曲线都有3.5年的振荡。而且副热带高压的变化落后于海面温度变化3至4个月。我当时就想：“好啊！至少可以提前3至4个月知道副热带高压未来的发展动向了。”

我非常兴奋，第二天就找到中央气象台长期预报科，把这个发现讲了出来，专家也都很兴奋。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做副热带高压预报的。

所以说，科学研究要想取得成就，需要别出心裁、创新突破，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是，大胆假设不等于胡思乱想，要悉心思考客观世界的现象，认真研究现象背后的物理本质。

《中国科学报》：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气象变化莫测。近些年极端气候多发，你认为未来的气象研究真的能帮助人们准确预知和把握“不测风云”吗？如何看待大气科学研究的未来？

符淙斌：把握“不测风云”是大气科学研究人员的责任。现在人类遇到一些棘手问题，有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有各种灾害气候的极端事件，还有空气污染问题。解决这三大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实际需要。就像恩格斯所说，一旦社会有了某种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近些年我一直到处讲，现在是大气科学发展最好的时机。以上三大问题，不管是学什么专业的，不管是哪个国家和地区的，能绕得开、避得了吗？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气科学学习和研究非常有前景。

我们再来看诺贝尔奖颁授情况。荷兰科学家保罗·约瑟夫·克鲁岑由于证明了“氮的氧化物会加速平流层中保护地球不受太阳紫外线辐射的臭氧的分解”而与莫利纳、罗兰共同获得1995年诺贝尔化学奖。出生于日本的气候学家真锅淑郎和德国气象学家克劳斯·哈塞尔曼获得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说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大气科学之于人类的重要性。

气象研究可能不像有的行业那么赚钱。但这样的学科需要有人去研究。一方面，不管时代怎么变，有志于从事科研的人还是需要保持科学献身精神，不慕浮华、甘于奉献；另一方面，对于不太可能赚大钱的领域，国家层面也应该给予更多支持。相信各方一道努力，一定能够让大气科学研究不断向前迈进，进而服务国家需求、惠及人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