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文（中）远程指导治疗。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廖洋 实习生 王冰笛

当“隐形杀手”悄然潜入心脏，当暴发性心肌炎以每小时吞噬3%心肌细胞的速度肆虐，一场关乎生死的科技突围战已然打响。

在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内，一款承载着生命希望的检测试剂盒是这场“战役”的关键之一。这一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内科学系名誉主任、心内科教授汪道文团队十年磨剑、破解世界性难题形成的创新成果，为啃下心血管领域的这块“硬骨头”按下加速键。

“每延误一小时，生存率就下降7%。”当汪道文团队用3000余例临床数据撕开暴发性心肌炎的伪装时，他们研发的sST2标志物检测技术已能实现95%的诊断准确率，将救治窗口从“黄金4小时”拓展至“预警48小时”。此刻，这项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成果，正以中国速度冲破实验室围墙。

“十载春秋，我们让不可见的敌人现形；未来征程，要让每个生命都能听见心跳的声音。”汪道文，这位与死神较量半生的心血管战士这样说。中国医学界正用硬核实力诠释着，所谓奇迹，不过是百折不挠的另一个说法。

早期诊断革新：sST2标志物的10年攻坚

暴发性心肌炎这个以起病急骤、致死率高著称的“隐形杀手”，长期困扰着心血管疾病诊疗领域。传统诊断依赖的肌钙蛋白等指标虽能提示心肌损伤，却难以精准区分心肌炎与心肌梗死，导致许多患者错失针对性的黄金救治期。

据统计，该病好发于50岁以下青壮年及儿童，致死率高达50%至70%，如同悬在医患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灏珠曾带领团队在上海中山医院成立病毒性心肌炎研究所，集中资源破解这一难题。然而，受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诊疗突破长期停滞。

倏忽30多年，尽管治病救人无数，但在治疗过程中目睹过许多病人因诊断不清、治疗不明遗憾离世的汪道文，始终有一件放不下的心事。

“如何能通过量化诊断出暴发性心肌炎病症，在最短的时间内对症下药，这是我始终牵挂的事。”汪道文就这么把重任担在了肩头。

在他看来，这件事必须做。

2015年，他带领团队启动了系统性的标志物筛查计划。

他们从大量临床患者的样本中提取生物标志物，通过高通量芯片技术对数百种炎症因子进行初筛，初步锁定8个候选因子。为了更好地验证这些因子的特异性，团队构建了病毒感染性心肌炎动物模型。他们欣喜地发现，小鼠和暴发性心肌炎病人中的sST2水平与心肌炎症程度呈显著正相关。

得到这一结果后，团队探索性地将研究成果回溯到临床场景，在多中心的临床试验中发现，sST2与肌钙蛋白联合检测，对暴发性心肌炎的诊断准确率超过95%，远高于单一指标的诊断效能。

一位82岁的高龄患者曾一度被复杂的心衰症状所困扰，当地医院按照冠心病治疗对其却无效果，家人后来转院找到汪道文团队求助。

在详细询问病史、仔细观察症状后，汪道文凭借敏锐的医学直觉，怀疑患者的病因并非冠心病那么简单，并果断决定为患者做sST2检测。

正常人的sST2参考值应小于35皮克/毫升，但是该患者的sST2水平竟高达1200皮克/毫升。

结合其他临床特征，汪道文最终确诊患者为暴发性心肌炎。经过后续的针对性治疗，患者的病情终于得到控制。

sST2如同精准的炎症探测器，可直观反映病情严重程度，为医生迅速准确地判断病情提供了帮助。同时，汪道文还不断向医生们传输问诊时一定要有警惕性，要及时从乏力、不思饮食和气短等非典型症状中准确识别出暴发性心肌炎。

如今，在湖北省政府牵头领导下，汪道文团队和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等合作，研发专业检测试剂用于暴发性心肌炎的诊断，与时间赛跑，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高效的诊断方式。

“一方面帮助医生准确辨症，另一方面有助于快速判断患者炎症因子的高低，从而对症治疗。”汪道文说，“抓住时间窗口，争取让每一例暴发性心肌炎都可治。”

科学质疑西方传统创新建立“中国范式”

不仅提出早期诊断的方法，汪道文还系统解析了暴发性心肌炎的病理生理机制和变化规律。

在暴发性心肌炎治疗领域，西方长期主导的诊疗模式曾面临严峻挑战。传统方案以环磷酰胺等细胞毒性药物为核心，旨在通过抑制淋巴细胞活性控制炎症，但临床数据显示，其死亡率长期居高不下，甚至超过50%。这一矛盾现象引发了汪道文的深度思考：是否存在更符合疾病病理机制的治疗路径？

2013年，汪道文系统梳理西方指南与临床数据后发现，细胞毒性药物虽能抑制免疫反应，却可能因过度抑制导致心肌修复能力下降，反而加重病情，这样的治疗方案显然与病人的病理生理状态不相符。

基于此，他创新性提出“以机械支持减轻心脏负担”为核心的新理念，并构建“机械生命支持+免疫调节”的综合救治框架。该方案通过体外膜肺氧合（ECMO）等设备维持循环稳定以治标，同时以糖皮质激素减轻心肌水肿、丙种球蛋白（丙球）调节免疫反应治疗炎症以治本，形成多维度干预体系。

他提出了四个“极早”——极早识别、极早诊断、极早预判、极早救治，这一概念深入人心。

但是，病毒性心肌炎的治疗方案中，糖皮质激素的使用一直是禁区，且当时的教科书中并没有丙球的用法。为了让治疗方法更有说服力，汪道文不停地翻文献、请教免疫学专家，几乎眼不离书、脚不沾地地寻找答案。

最终，他发现2000年有研究证实了丙球能调节巨噬细胞活性，抑制炎症因子释放。

从尝试性用5克丙球治疗，再到添加至10克后发现可以有效抑制炎症风暴，汪道文不断试验。他指出，代谢的半衰期为70多个小时，所以前3天必须用足剂量。

随着认知水平的提高，汪道文对丙球用量有了进一步把握。2017年，他将10~20克每天的丙球剂量作为成年人标准进行治疗。第二年，他发现对于休克严重的患者，需要加大用量，可以增加到40克每天。

曾有同行专家问汪道文“为什么剂量不断变化”，汪道文认真地说：“我们是在实践中认识它的。”

临床数据印证了方案的有效性：中国方案将暴发性心肌炎死亡率从50%以上降至3.7%，远低于西方传统方案的30%~50%。2017年，受中华医学会委托，汪道文主持撰写《成人暴发性心肌炎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并于2024年发布中英文版《中国成人暴发性心肌炎诊断和治疗指南》，正式确立行业规范。

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陈义汉，中国工程院院士韩雅玲等国内多位心血管病专家认为：“这是全球首个行之有效的暴发性心肌炎诊治共识。”

通过系统总结临床实践，汪道文还撰写了首部《暴发性心肌炎诊断和治疗》和《暴发性心肌炎（英文版）》专著，并出版了《暴发性心肌炎诊疗病例精粹》帮助医生认识和救治该病。

新方案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2017年，团队向国际顶刊投稿时遭拒，审稿人认为“激素用于病毒感染不合逻辑”。汪道文通过动物实验数据回应质疑，证明激素可通过调节花生四烯酸代谢抑制病毒复制。丙球的应用尤其被西方权威人士抵制（尽管部分临床医生和学者开始接受），汪道文再次用科学研究结果说服了他们。

2019年，美国心肌炎学者质疑死亡率数据，称“中国的死亡率数据不真实”。于是，汪道文连续6年分享多中心试验数据与机制研究，最终以95%存活率的证据说服了对方。

“只有在临床上用了、做了，有了成绩和数据，才能改变传统认知。我们希望获得国际上的普遍认可。”今年，美国梅奥诊所发来了邀请，汪道文将赴美讲学，讨论暴发性心肌炎救治的中国方案和最新进展。3月25日，全球科学出版巨头爱思唯尔发布2024年度“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汪道文名列其中。

此外，基于在暴发性心肌炎研究中对“炎症风暴”机制的深刻理解，汪道文团队将研究延伸至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领域，系统性归纳总结了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发病机制、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和精确诊断，以及对症治疗、免疫调节治疗、靶向治疗等各种治疗方案的考量。

在治疗策略上，团队进一步延续暴发性心肌炎的治疗思路，从支持治疗、抗病毒治疗、免疫调节治疗、心血管药物治疗、靶向治疗到康复治疗制定全套方案。近日，相关综述文章和研究进展陆续发表于《药理与治疗》《英国药理学杂志》《循环研究》《先进研究期刊》等国际期刊。

从质疑西方传统到建立中国标准，从临床禁区到国际认可，这一突破重塑了暴发性心肌炎的诊疗格局。在汪道文看来，这“更是中国科研团队以科学证据推动医学进步的担当”。

新路径：花生四烯酸代谢开启心衰治疗

心力衰竭作为心血管疾病的终末期表现，凶险程度远超多数恶性肿瘤。全球患者数量超6400万，中国患者达1300万，传统治疗手段虽将死亡率从80%降至50%，但仍面临“治疗手段单一、心功能修复能力不足”的核心瓶颈。

潜心诊治患者几十年的医学经验，让汪道文敏锐意识到，也许可以通过调动内源性保护机制治疗心力衰竭。令人惊喜的是，他研究了30多年、发表了50多篇相关文章的花生四烯酸，竟然给了他答案。

汪道文开创了我国花生四烯酸代谢研究，发现花生四烯酸代谢物二十碳三烯酸（EETs）可显著保护心肌、抗心肌炎和改善心功能，是内源性心血管保护的关键因子。

但是，天然的EETs半衰期短、易氧化，检测要求非常苛刻，而研究之初，中国并不具备该条件。2013年，汪道文曾携带样本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检测。2021年，他建立了代谢组平台，实现100多种花生四烯酸代谢物的精准定量，使得研究成果快速产出。

汪道文开辟了内源性心血管保护因子治疗心衰的新方向，被美国科学院院士Hammock和德国科学院院士、法兰克福心脏中心主任Fleming等广泛引用和积极评价。此外，汪道文还发现通过抑制EETs水解酶（sEH）可上调EETs水平，从而有效治疗心衰，相关研究获得两项发明专利。

30多年的艰苦钻研让汪道文在该领域的研究日渐成熟，他应邀在《高级药物传输综述》和《信号转导与靶向治疗》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多篇综述，是Winter Eicosanoid Conference学会唯一亚洲科学家，连续三届担任共同主席并作大会报告。他证实内源性激肽释放酶具有显著的抗心肌损伤作用，相关成果被国际领军学者Julie Chao写入专著，形成中国学者主导的学术话语体系。

在汪道文看来，“花生四烯酸像宝藏，它身上还有许多造福人民的地方”。比如，可以利用它的代谢产物，加强个体的内源性保护机制，开发出属于中国的新药等。

“从陈灏珠院士40余年前播下种子到它在我们手中结出创新果实，满足国家需求，是科研精神的代际传递，更是对人民生命的庄严承诺。”汪道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