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贤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最近，多所“双一流”高校相继宣布取消或压缩学术型硕士（以下简称学硕）研究生招生规模，转而扩大博士生，特别是“直博生”的录取。这一变化在基础学科尤为明显。

例如，复旦大学物理系日前宣布2026年起不再招收普通学硕研究生。此前，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国内头部高校也陆续调整相关招生政策。这引发了公众关于“读研机会减少”“学术硕士退场”的讨论。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我国2010年招收硕士生47.44万人，招收博士生6.38万人；而2022年全国共招收硕士生110.35万人，招收博士生13.9万人。为响应高层次人才培养战略，2020年召开的研究生教育会议就已提出，未来高层次学术创新人才主要通过博士教育培养，硕士阶段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即以专业学位硕士培养为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年）》更是直接明确要将专业硕士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招生总规模的2/3左右。

在具体实践中，该政策导向被迅速放大。目前，国内高校和学界都普遍将学硕的价值视为本科学位与博士学位之间的过渡性学位；专业硕士则成为了就业导向型的主要载体。从招生端口看，很多高校对学硕采取压缩甚至取消的策略，使“博士化”趋势愈发凸显。

在这一趋势下，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成为实行“直博化”的重点对象。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这些领域的科研门槛要求高、人才储备周期长、就业路径相对较窄，“直博”有助于提早锁定科研苗子和“潜力股”。

然而，这一趋势也带来不少问题。博士阶段对学生的学术动机与研究能力要求极高，未经历硕士阶段的训练与过渡，不少学生可能难以适应高强度的科研挑战。一旦攻博的退出机制不完善，学生很可能面临学业断档甚至就业困境。此外，硕士生在科研团队中长期扮演“中坚力量”角色，若完全以直博生替代，可能导致科研梯队结构的失衡。

总之，基础学科改革应坚持“优中选优”，而非“一刀切”。直接采取取消学硕的办法并不等于培养质量的提升，资源过度集中于直博生反而可能压缩教育的多样性与弹性。

在笔者看来，学硕压缩已直接改变了学生的深造路径。

其一，随着推免直博成为主流，本科“出身”在选拔中愈加重要。“双一流”高校的学生在推免体系中具有天然优势，“双非”高校的优秀生则更难获得“逆袭”机会。

其二，作为应用学科的重要“人才蓄水池”，基础学科一旦全面转为直博培养，便失去了学硕这一关键“过渡层”，学生的选择面将严重受限。

其三，尽管专硕定位于“就业导向”，但现实中用人单位对专硕的认可度仍存在分化。部分学生为避开“专硕偏见”，仍倾向于报考学硕。但当学硕研究生被大幅压缩、专硕尚未全面获得信任，学生可能在升学与就业之间陷入两难。

此外，“博士扩招”也并不意味着教学科研岗位的同步增加。数据显示，我国高校教师岗位和科研机构博士后名额的扩展速度远低于博士生增长速度。近年来，博士“高学历就业难”的现象愈发突出。以北京市为例，目前北京理工科年博士毕业生数量保持在全国1/4以上，且在过去10年保持年均5.4%的增速。早在2021年，北京高校理工科博士毕业生就已经超过了1万人。

相比之下，北京高校理工科专任教师总数一直稳定在2.9万人左右，甚至在某些年份还出现了下降现象。对人才个体和整个科研系统而言，这种“学历通胀”的代价不容小觑。

必须承认，推动研究生教育分类改革的总体方向是正确的，但在操作层面应避免“唯政策指标”导向。

一是要为基础学科保留一定规模的学硕入口，以形成灵活的人才梯队和人才储备。要知道，学硕不仅是科研的衔接带，也是科研兴趣未明的学生的重要缓冲阶段。

二是要为直博制设立明确的退出机制与评估节点。例如，对中期考核或资格考试不达标的博士生，可授予硕士学位并让其退出博士培养，而非硬性推进。

三是要在直博招生中提高外校学生占比，确保不同高校背景的优秀学生能在同一平台公平竞争，并进一步通过改革统考选拔方式，给予非“双一流”本科生一定的补充通道。

四是控制博士扩招节奏，促进结构匹配。博士扩招不能脱离国家科研与产业结构需求，应同步扩展高质量科研岗位与多元就业通道。

总之，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目标是既能拔尖造峰，也要固本厚基，其相关改革要有冷静、理性的边界控制，教育改革和培养单位的具体操作不应在热潮中迷失方向。在某些学科或高校，停招学硕、扩招博士的举措是结构优化的必然选择，但如果演变为一场没有边界的“政策竞赛”，很可能带来一系列次生问题。在分类培养的道路上，我们需要的不只是速度，更是制度设计的精细与人本逻辑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