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瑞

《本心：科学与人生》书封。受访者供图

■ 本报记者 孙滔

作为无线通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人物，刘国瑞是从中国台湾的陋巷起步的。他独自一人奔赴美国，突破重重困境，在2022年成为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首位华人主席，任期一年。这位64岁的美国马里兰大学杰出教授几乎拿到了所在领域的所有荣誉，包括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发明家科学院院士等。

“你叫我Ray或刘国瑞就好”，刘国瑞毫不在意上述这些“帽子”。他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追捧“帽子”和论文的风气，“那其实是一种自卑的反应”。

刘国瑞是华人科学家在西方打破职场天花板的典范。今年4月，刘国瑞在国内出版了题为《本心：科学与人生》的中文自传。清华大学教授张亚勤说，这部自传的描写刻画了他在遭遇学术不公时挺身而出的学者担当。

如今，刘国瑞致力于无线感知技术研究。他在不久前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专访。

火车与梦想

《中国科学报》：你在高中时候看到火车轰隆隆疾驰而过，后来成为了一个驰骋科学界的工程师，如今看来这是使命的召唤吗？

刘国瑞：那时候真的震撼到我的灵魂，尤其是距离很近的时候，一个快速移动的巨大机器真的让我感觉到了伟大。

现在我做的东西都与人工智能（AI）相关，比火车还复杂、还难，但是当我接近火车而不是远远观望时，仍然会有那种震撼。

我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要当工程师、科学家，因为那时候爸爸妈妈说：“这个地方穷，你当科学家，我们可能得养你跟你的小孩子。”

《中国科学报》：天赋这个词对你来说重要吗？或者说它在你的职业生涯里体现得明显吗？

刘国瑞：天赋很重要，能决定一个人做什么事。每一个人对于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悟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自己的能力、天赋。

我从小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让我可以摸索，可以自由思考。我一直不认为自己特别突出，但是我知道我数学能力不错，物理也很好，对这两科很有悟性。

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研究生期间的一堂数学课上，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叫作basis，一般来说那是坐标的意思，可是这个单词还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意思。我就问老师：这个basis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里这样讲，那里那样讲？全班人看着我大笑，说竟然有人问这个问题，似乎这个人应该回去读小学。

老师让大家不要笑，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很少有人问出这个问题。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自信，这说明我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我很喜欢那个老师，他讲得实在是好，能让人聚精会神地听。我们中国人虽然对知识、老师很尊重，可是大部分老师只是在授业解惑，很少达到传道这个程度。

《中国科学报》：到底什么是传道呢？

刘国瑞：这个道就是我说的学问，就是学会怎么问。

学问，第一是要勇于发问，一定要有好奇心，要有勇气追问人家不敢问的问题；第二要有敏锐的观察力；第三要有扎实的态度和方法，这也是为什么我是个很严格的老师。

韩愈讲“传道授业解惑”，我认为这之上还有一点是inspire，就是激励学生、激发他们的志向。老师要创造一个环境，让学生胸怀大志。

其实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有很多学生，他们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他们在跟我学习的时候，我让他们看到世界很大，激发出他们的志向。我认为这是韩愈没有讲到的。一个老师有多好，不是看老师的成就有多大，而是看他的学生中有多少人有成就。

冲浪与机遇

《中国科学报》：在你的一生中，天赋、选择、时代、机遇，哪个更重要？

刘国瑞：刚来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喜欢在加州的海滩上看人冲浪，那时候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等着一波一波的浪来，每一个浪是一个机遇，等到位置和大小合适的那个浪来了，我就要在适当的时机踩踏上去，乘浪而去。太早或太晚都不行，必须找到适当的时机才能踩上去。

我怎么做到的？靠努力。我要让自己在适当的时机到来时就能踩上去。所以机会跟努力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科学报》：在你60多年人生里，最重要的机遇是哪个？

刘国瑞：不好说哪一个机遇对我影响最大。比如我为什么选择美国，我为什么选择走学术道路，我为什么选择竞选IEEE主席。一旦作出选择，之后就不在我控制范围之内了。

为什么选择当科学家、当工程师？因为我们有一个梦，想要改变世界，让世界更美好。当我们选择做科学家，那个梦想不是功利的，我们就应该放手去实现它，去追求梦想。

眼界和胸襟

《中国科学报》：你是怎么理解“顶尖”的？如何才能在一个领域里做到最好，或者说达到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极限？

刘国瑞：是不是顶尖，这不是自己决定的，它是别人决定的。我们能决定的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所以我们会设定一个目标，努力去完成。

我刚到马里兰大学的时候跟系主任讲大话，我要做第一个IEEE fellow（会士），我要成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那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不管怎么样，那是我的期许，我努力去做了。

我们不应该扮演他人的角色来作自我认定，那就会出现自大的问题，或者自卑的问题。我们先有一个梦想，然后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去追求梦想。有一天达到人生终点或者在这个舞台谢幕了，别人会给我们评价。

《中国科学报》：对于体育运动来说，或许可以更直白地理解一个人的极限在哪儿。作为一个科学家，你是怎么理解一个人的极限的？

刘国瑞：科学家真的不知道。而对于运动员，因为他只做一件事。假设我是百米跑运动员，知道最快跑9秒8就了不起了，我每天练习，从来没有超越，却知道极限在那里。

作为科学家，我们不是只做一件事，我们一辈子的成就不是哪一个浪头决定的。从开始到最后，我们会冲上无数个浪头，会一次又一次踏浪而去。旁边的、后面的人为你喝彩，期待的是你整个过程，是你踏上多个浪头的过程。所以一个科学家是不是有极限、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有太多的失败，有待你去尝试。

《中国科学报》：如今流行这么一句话，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你是怎么理解的？

刘国瑞：在岔路口的时候，你要选对，因为一选错，很可能是条死胡同，所以选择可能比努力还重要。努力是什么？努力是选择之后去优化你的决定。选择决定你成功与否；努力只能优化你的选择，不可能决定成功的大小。当然了，要成功就一定要努力，这是一个必要条件。

《中国科学报》：年轻人经常会迷茫，说明他们正处于一个岔路口，正是作选择或决定的时候。

刘国瑞：我举一个例子。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节点，就是1987年我在密歇根大学读完硕士的时候。贝尔实验室给了我一个工作机会，薪水很高，每年3.7万美元。那时候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Kung Yao教授打电话让我读博，一个月1000美元，那是系里仅有的一个Fellowship奖学金名额。

我决定先读博士。如果当初因为3.7万美元年薪去了贝尔实验室，我可能就不会再回到学校了。当年，我的同学们在读完硕士后就去找工作，后来只有一个人回来读博士。因为工业界的薪水是学生的3倍，接下来就是买车、买房、结婚、生小孩，你可能再回来领取只有原来1/3的薪水去当学生吗？

所以我跟我的学生说，作决定的时候，不要用金钱、功利来衡量，你要找一个有前景的方向——起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前景。

《中国科学报》：你在自传里提到，“眼界决定格局，胸襟决定气度”，怎么理解这句话？

刘国瑞：我有机会认识很多成就特别高的人，这些人都有很大的格局跟气度。我仔细观察他们的为人处事发现，他们经历的事情很多，有宽广的胸襟、不狭隘。

我经常跟学生说，不要一天到晚待在实验室，要出去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甚至可以去纽约看百老汇大道的音乐秀，或者到美国大峡谷去。周围的环境会给你刺激，不要做井底之蛙。

《中国科学报》：在学术界，有些人总想着跟同行去竞争，一定要更快发表文章，这算不算格局很小呢？

刘国瑞：那种需要很短时间去竞争的都是小工作，因为只有一点点进步。对于进步很大的工作，反而不怕竞争，因为其他人要么没做出来，要么没看到。

《中国科学报》：中国学术界近些年一直在倡导“破五唯”，在你看来，“五唯”是不是人们达到更高水平的一种阻碍呢？

刘国瑞：在美国学校不会告诉你论文要发表到《科学》或者《自然》，或者说你需要什么头衔。其实院士这个称号在美国很“淡”，它只是一个荣誉而已。

需要走出一条自信的路，这很重要。不要觉得戴上“帽子”才有自信。

打破天花板

《中国科学报》：你如何看待华裔科学家在美国的职业天花板？

刘国瑞：天花板是有的，这个天花板是一种偏见。以前在欧美社会里，他们会认为亚裔不是领导人物，只能被管理。

有一个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他的先辈来美国两三百年了，他也做得很好，在美国一家很大的公司当过副总裁，经手多达100亿美元的项目。但他不敢在IEEE参加选举，他给了自己一个暗示，觉得亚裔不会被选上。在我打破这个天花板之后，后来他也参选了，不过还是没选上。但从那之后，很多人都出来参选，因为他们觉得这不再是一个打不破的天花板。

这个偏见是无形的。我当IEEE主席的时候，手下有一个高阶白人雇员，曾经是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当我们站在一起，很多人都会认为他是老板，会先跟他握手。

《中国科学报》：能做学会主席，还是需要有些个人特质的，你觉得这个特质到底是什么呢？

刘国瑞：要做领导，尤其在欧美，除了成就之外，要有人格魅力。魅力不只是能说会道，你要让人家信服你，觉得你可以信任。

2013年，IEEE首席财务官要把财务管理费用增加到30%。作为当时的学术期刊副主席，我第一个举手反对，现场其他人没有人敢说话。会后他们让我带头，各专业技术协会和技术委员会的150多个会长都加入了。随后，我们成立了一个体制外的草根组织——财务透明委员会，来推动财务透明运动。我们要求全面改革财务报表，最终取得了胜利。

《中国科学报》：你在书里选择把学会内部的冲突公开，这个做法好像跟我们“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不一样。

刘国瑞：“家丑不可外扬”是很典型的东方思维。那是发生过的事，是事实，不要当作家丑。为什么？因为我要让大家知道，纵使再好的组织，再有声望，制度再怎么好，还是人治。只要是人治，自然就会有人的偏差。不只在IEEE，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很多人身上，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

尤其在国际上，我们需要用对的文化思维处理这种事情。我之所以写出来，是因为不希望以后的人再走弯路。其实这种事情摊开在阳光之下是最能得到妥善解决的。

《中国科学报》：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华裔科学家面临的政治压力增大，华裔应如何应对这种局势？

刘国瑞：我只能这么说，冬天来了，春天不会太远。中国不是也有这个说法吗？你看进化有好的时机，也有坏的时机。坏的时机会淘汰一些不适应的事物，等到好的时机来了之后，更好的基因才会蓬勃发展。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挑战，不会是永久的，所以只要继续去做，认真去做该做的事，一切都会过去的。

《中国科学报》：还有一个更宏大的问题——对于人类整体而言，你觉得我们个体奋争的意义在哪儿？

刘国瑞：我们个体其实不重要。比如说你每年秋天去海边会看到很多鲑鱼，它们要从海洋洄游到出生河流去产卵。你会在意哪一条鲑鱼叫Ray吗？它们要在这个洄游的过程中竞争，到最后只有最强的雄性和雌性活下来，它们的基因也就保留了下来。

一个人、一匹马、一头牛、一条鱼……都是为了各自的种族能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