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

《蛋先生的学术生存》，施爱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定价：68元

■本报记者 徐可莹

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施爱东却搞了一个“大动作”。他出版了用十几年完成的一部学术圈纪实之作，名为《蛋先生的学术生存》。自2024年7月出版以来，该书口碑节节攀升、广受好评，豆瓣评分高达8.4分。

施爱东在书中“大胆开麦”，不仅细究了当前学术生态中“帽子”、“圈子”、“非升即走”、单一评价体系等种种弊病，也特别为身为“普通学者”、“资质平平”的“学术打工人”提供了诸多“入世”与“出世”的建议。

他说，对普通学术工作者而言，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就像龟兔赛跑中在赛道上不为其他利益所动、坚持不懈往前走的乌龟，走到终点的可能性更大。

吓不跑的，才是目标读者

《中国科学报》：你为何自称“蛋先生”？有什么特别寓意吗？

施爱东：原因在书的后记中。首先我需要声明，本书并非旨在批判，也不是为了和学术体制作斗争，而是探讨在现行体制下应该怎么做。我不是那颗砸向城墙、砸向石头的“击石卵”，也不鼓励年轻学者这样做，我只是乡下顽童“斗蛋”游戏中外壳稍厚的“蛋”，是“芸芸众蛋”中的一位蛋先生，用一种更加“入世”的方式做好本职工作。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会想写这样一本书？

施爱东：我很早就开始关注“学术生态”这个话题，早期写过很多文章，只不过影响没有这么大。书中谈论的话题在过去那些文章中都有涉及，比如本书的第一章，就是我14年前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上的论文；后面几章内容也曾在《西北民族研究》《民俗研究》等权威期刊上发表过。这本书把它们集中在一起讨论了，话题性更强，影响也更大。

不过，我看豆瓣评论感到很奇怪，读者们最感兴趣的依然是前两章。可能因为十几年前我还年轻，笔触更具讽刺性，锋芒更甚。而后面的章节大多是这几年补写的，是从更客观的角度审视这些话题。

《中国科学报》：书中的部分章节的确写得很犀利，有人甚至称你的书为“揭黑”之作。出版后遭遇过一些反对的声音吗？

施爱东：我写的大部分是事实，所以没有人反驳我。另外，这本书其实分两部分。第一、二章以“破”为主，剩下的章节则以“立”为主。很多人只读了前几章，就以为这是一本学术圈的“劝退书”，但只要往后多看几章就会明白，这其实是一本“劝进书”。

那些读完前几章，依然热爱学术、坚定要做学术的人，非但没被“吓跑”，还要继续往下看的人，才是这本书的目标受众。如果你看到前几章指出的一些生态问题，就开始打退堂鼓，认为学术圈“不好混”，那就不是这本书的目标受众。

《中国科学报》：你再过几年就退休了，为什么要在退休之前“大声”讨论这样一个也许会引发争议的话题呢？

施爱东：因为我觉得当前的学术生态很难让年轻学者出大成果，当然小成果会不断涌现。

现在的人文社会科学体制是参照自然科学而来的。自然科学很多时候需要集体攻关，要有团队合作，但人文科学不需要集体攻关。现在提倡的这种“文科理工科化”和“集体攻关”，对人文科学其实是一种伤害。特别在高校，对大多数人文学科的学者而言，他们最需要一张平静的书桌、一个能让他们沉下心来的环境。

但现在“帽子”满天飞。学者有没有“帽子”，在待遇、地位和资源上天差地别。拿不到“帽子”，就始终处于学术圈底层，而且“帽子”还有时间和年龄限制。学者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这一旋涡中了。

很多读者没有看到我这本书最本质的地方——学术不是按照这种路子运行的，如果你想做好学术，真有志于学术，而不是更关注个人利益，就不要争抢这些“身外之物”。而我整本书讨论的都是学术自身的运作规律和学术社会的一般规律。

《中国科学报》：该如何理解“学术自身的运行规律”？

施爱东：学术有自己运作的一般规律。比如我们经常说做学术研究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从何而来？大部分老师都没有告诉我们。很多人说论文要有一条清晰的主线，主线又从何而来？怎么去抓好主线？这些也都没有教过，全靠自己摸索。

我做学术史出身，需要阅读大量文献，并评判那些论文，自然就去关注真正的好论文都具有哪些特征、好的问题都是怎么来的。我愿意把这些经验写出来供读者参考，这也是我作为学者最有心得的地方。

“普通学术工作者”的最好时代

《中国科学报》：这本书的推介语中提到“普通学术工作者”一词，说此书是为他们而著。“普通学术工作者”如何定义？

施爱东：我理解的“普通学术工作者”是注定在学术史上留不下名声的非著名学者，相当于一个“学术打工人”。从这个层面讲，除极少数名垂青史的大学者外，我们都是“普通学术工作者”。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你说现在对“普通学术工作者”而言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施爱东：在这种学术生态下，不少学者追名逐利、追求“帽子”，踏实做学问的少了，发展便存在分流。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这些中等资质的人愿意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做一件事情，或许更有可能取得成绩。

像龟兔赛跑一样，兔子们都跑到别的赛道上，我们这些乌龟在同一条赛道上坚持不懈往前走，不为其他利益所动，那我们走到终点的可能性更大。

我这本书的本意就是写给这些执着的“普通学者”。

《中国科学报》：如何才能做到不受外部影响，踏踏实实做好一件事？

施爱东：四个字总结——无欲则刚。以我为例，我从一开始就确定不报课题、不争荣誉、不争“帽子”的学术发展路径。因为我相信冥冥之中会有更公正的东西存在。我希望将来离开后，我写的作品还有人想看。就像我读顾颉刚的书，时常会有一种想穿越时空坐在他面前、与他对话的冲动。与之相反，我们同辈学者出了这么多成果，其中真正能够留下来、触动读者内心的却没多少。

当你读到这些惺惺相惜的作品时，你会在意作者是几级教授吗？会在意他是不是长江学者吗？我们只会看他的成果本身，会品读他的文字本身。获得尊重，有些是基于利益价值，有些却发自内心，我希望年轻学者们多追求后者。

《中国科学报》：本书并非排斥学术圈的“丛林法则”，而是尝试在现存框架之下，重新建构一种磁场，可以这么理解吗？

施爱东：可以这么说。我并不“出世”，尤其在书中“学术对话”那一章，我集中讨论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从不排斥“圈子”，恰恰相反，我认可学术圈子存在的合理性。圈子本身具有情感倾向，身处其中的人能够互相成就。

如果一个人排斥进入圈子、不愿进入学术共同体，就算他学问做得再好，也是孤芳自赏，很容易被埋没。

对年轻学者来说，进入一个圈子，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能够极大强化他们的学术自信。

《中国科学报》：你书中的观点在自然科学领域也适用吗？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学术生态上存在哪些差异？

施爱东：第一，本书参照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脉络都来自理工科，我也是理工科出身；第二，我所有的理论资料都来自理工科，比如库恩的理论、拉卡托斯的理论、牛顿的理论等。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很少有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哲学研究，我其实用理工科的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理论观察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

很多读者看了之后可能会质疑，说我写的是人文科学，它适用于整个科学界吗？在我看来，其实一样，两者只是在传统学术方法上不同，但抛开这些“术”的方面，凡涉及人与人的关系，例如我在书中提到的学术界的等级制度、学派、圈子等内容，是不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

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中国科学报》：你主要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本书主题似乎与你的研究方向相去甚远，为什么你写出了这样一本探讨学术生态的书？

施爱东：我是理工科出身，又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民俗学本身是一个观察人际关系和社会习俗的学科，我本人对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也非常感兴趣，恰好兼具几种思维。从这个角度看，我也算得上一个交叉学者了。尽管在每个领域都不是顶尖学者，但所有知识恰好在我身上得到了融合。

《中国科学报》：你如何看待“非升即走”现象和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

施爱东：这两种现象我都极为厌恶。除了申请基金外，“非升即走”意味着所有年轻学者都得在核心期刊上发论文，发不出来就走人。这种焦虑状态下赶出来的论文，质量如何把控？为了赶论文，大家就不得不去迎合期刊编辑，期刊编辑掌握着学者们的生杀大权，这是不正常的。

“非升即走”制度下，年轻学者一定会追求“多快好省”，出“短平快”的文章，进入容易有产出的领域，表面上激发了学者的学术积极性，实则严重伤害了学术根基。

这种生态无形中会拉平所有人的学术资质和学术水平。一个真正有天赋的学者，是不需要这种刺激的。他拥有创作冲动和本能，懂得自我驱动。现在逼着那些学术资质水平一般、没有创作冲动的人也要发顶刊、占版面，真正有学术冲动的人反而不能脱颖而出了，这对真正有学术天赋的人是巨大的打击。

此外，还有“35岁焦虑”和所谓“第一学历歧视”。把鄙视链延伸至“第一学历”，意味着要将“内卷化”推至高中阶段。而年龄限制又意味着什么？一个青年学者，如果在国外求学，读五六年的博士很正常，回国就已经35岁了。如果再出去工作几年，基本就找不到好职位了，这对人文社会科学来说是致命的。年轻人都没有踏入社会、经历社会的“毒打”，没有从一所学校踏入另一所学校、不了解社会，这样怎么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所以，这一批人、一代人的成果多数脱离社会现实。

而单一的评价体系，比如“唯论文”，也有损学者的创造力。好的学术产出一定是在放松的状态下完成的，一旦需要迎合某种观点、某种要求，是做不出上乘学术的。因此在选题时，学者一定要思考：是由着本心从学术本位出发，还是为了迎合压力、屈从压力？

《中国科学报》：作为一个普通人，如何才能在学术圈里走出一条相对好的道路，你有什么建议吗？

施爱东：当下确实很“卷”。作为年轻人，在“前途未卜”时，一定要学会舍弃。如果你什么都要，不仅会把自己逼得很累，还可能把人际关系弄得糟糕，为未来发展埋下隐患。要尝试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年轻时大多身不由己，如果你所在单位有严格的“非升即走”考核，还是要保证完成任务，留住青山、保住饭碗，这是前提。

在此基础上，不要过度追求，要想好这一辈子最想要的是什么。要审时度势，在完成硬性指标的基础上确立一个目标坚定走下去。不过，如果连规定动作都完不成，或者完成得比较吃力，就应该反省一下自己是否适合待在这个平台、走这条赛道。

《中国科学报》：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学术“偶像”吗？

施爱东：我希望年轻学者不要盲目崇拜所谓“偶像”。作为年轻人，最重要的是内心强大，除了坚信自己能完成规定动作之外，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自选项。缺乏内心支撑，就很容易忽略自己真正的学术理想，迷失自我。

不少非常聪明、很有才华的学者，表面风光无限，内心其实非常痛苦。头衔、社会地位、资源什么都有了，但唯独没有实现最初的学术理想。

从这个角度看，成为一个“普通”的学者挺好的，至少能守住只属于自己的一张书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