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之地：超级智能时代人类的目的和意义》，[英]尼克·博斯特罗姆著，黄菲飞译，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4月出版，定价：98元

■肖庆

当人工智能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着我们的世界，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正从哲学家的书斋走向公共讨论的中心：如果机器能够胜任所有工作，人类存在的独特价值是什么？这不仅是一个关于技术与社会发展的追问，更是一次对人类文明根基的深刻叩问。

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在其集大成之作《未来之地：超级智能时代人类的目的和意义》（以下简称《未来之地》）中，以严谨的逻辑和诗意的想象力，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发人深省的未来图景——当人类站在技术之巅，却可能面临一种无根的“存在之轻”。

一场思想实验

博斯特罗姆的思想演进体现了一位深邃思考者的视野拓展。10年前，他在《超级智能》一书中对技术可能导致人类文明永久湮灭的“存在风险”发出警示。《未来之地》则将目光投向“生存之后”，他以思辨之笔勾勒出这样的图景：人类已安然渡过技术奇点的险滩，物质生产全然自动化，超级智能成为受控于人类的伙伴，一个真正的“后工作”和“后稀缺”社会到来。

博斯特罗姆在书中以“六天哲学讲座”的形式展开思考。他化身为主讲教授，与来自各领域的学生展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以哲学家的冷静深度思考了超级智能所带来的生活意义危机——“自由度最大的地方实际上是一片虚空”。就像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开篇所言，“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没有相应的精神文化演进，纯粹的物质丰裕可能打开的是潘多拉魔盒。

在某种意义上，《未来之地》更像是博斯特罗姆所进行的一场思想实验。他将“深度乌托邦”作为加速器，让不同的价值观在“未来之地”的场域中相互碰撞，映照出人们对于自由、意义的永恒追求，激发读者“勇踏前人未至之境”，重新审视当下的生活与自我。

两种思维面对意义危机

面对“后工作社会”的意义危机，以博斯特罗姆为代表，西方理性传统作出外向型、建构型回应。其主张通过制度设计、教育革新与社会重组创造新的意义载体，让人类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转向创造性活动，以理性社会工程重塑价值坐标，锚定集体目标与个体成就感。这种“方舟建造者”的思维是人类应对大规模社会变迁的宝贵经验。

与之对照，中国哲学传统走的是内向型、修养型路径。儒家将意义扎根于人伦日用与道德修养，使人在五伦、文化传承中寻得价值；道家倡导超越功利的生命本真，以“无为”“心斋”与天地精神相融；禅宗“劈柴担水，无非妙道”则将意义融入日常觉知，于简单活动中体会存在的丰盈。这种“园林培育者”的智慧，可以帮助人类在物质丰裕中避免精神枯萎，在无限选择中保持心灵定向。

展望未来，一个真正成熟的“后工作社会”可能需要双重的文化准备。一方面借鉴西方理性规划，构建保障物质公平分配、支持终身学习与创造性探索的社会架构；另一方面汲取东方智慧，培育内在生态，通过心性修养唤醒人感受、创造意义的能力，培养能够享受闲暇而不陷入虚空、拥有自由而不迷失方向的新型主体。

技术最终不会决定我们的命运，真正起作用的是人类运用技术的方式与赋予技术文明的精神内核。在未来由技术开拓的广阔天地中，人类或将重新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不在于我们生产什么，而在于我们成为怎样的人，以及我们如何与彼此、与世界共存。在这个意义上，《未来之地》不仅是对未来的预言，更是对于当下的邀约——在技术浪潮中，让我们同时致力于外在制度的完善与内在世界的充实，共同创造一个人性得以全面发展、意义如星空般璀璨的文明新纪元。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