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雒建斌

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从数据上看，答案似乎很明确。

制造业增加值是衡量制造业规模的关键指标。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首次超过美国，稳居世界首位，2022年占全世界比重为30.2%，成为全球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制造业在规模上已遥遥领先。但如果有人据此认为“中国制造业已超越美国”，并不完全准确。

衡量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实力，不能只看规模。中国工程院提出的“制造业综合指数”包含4个维度，即规模、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可持续发展，下设18个二级指标，最后通过加权计算得出。制造业实力本质上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从这一综合视角看，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虽将部分中低端产能转移海外，其在高端制造、基础研究、核心技术、产业生态等方面的综合实力，仍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并未“空心化”。英国因产业转型等因素，制造业逐渐虚化、萎缩。德国、日本制造业综合指数处于第二梯队，其增长虽进入平台期，但底蕴深厚。而我国虽已跃升至第二梯队，在部分领域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但在关键的质量和效益方面仍有明显差距。

当前，全球已迈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定义的“Cyber-Physical（数字物理融合）”时代。我国制造业要实现“由大到强”，面临两个关键突破口，即前沿技术和顶尖人才。

首先，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窗口，布局前沿技术，包括可能颠覆制造业的八大前沿方向，即人工智能2.0驱动的智能制造、纳米与原子级制造、3D打印、超滑技术、生物与仿生制造、超快激光、软体机器人、耐高温技术。中国在部分领域如超滑技术、纳米制造方面已处于国际前沿，但整体上仍需持续强化创新驱动，以解决当前面临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偏高、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等问题，补齐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基础部件、基础核心技术等四大基础短板，避免陷入德国、日本曾经历的“平台期陷阱”。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在这一轮竞争中曾采取“看不准加跟着走”的策略，但如今其传统三大工业支柱——家电、电子、汽车面临严峻挑战，日本科学界与企业界正为此进行深刻反思与调整。

其次，比技术更重要的是人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人才有一个经典的划分：顶尖的2.5%是“创新者”，能发现新原理、揭示新规律、发明新技术，实现“从0到1”的突破；紧随其后的13.5%是“早期采用者”，能迅速把新原理、方法、技术转化为实际产品或解决方案；再往后则是大量跟随学习者。过去数十年，中国工业界通过快速学习、模仿、追赶国外成熟的工艺、技术和装备，以尽快缩小差距。但现在，我们已经从“跟跑”走向“并跑”，甚至在某些领域开始“领跑”，随无可随，必须具备原始创新的力量。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工业界，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就是系统性地识别、培养和支持具备原创能力和前沿科技应用能力的人才。只有如此，中国才能在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中真正引领未来；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摆脱“跟随者”的角色。

在清华大学，我们正在探索培养“双T人才”——既具备创造性思维，也能研发出引领性技术的人才。这要求他们不仅要有批判性思维，敢于质疑、独立思考，还要具备强大的抗挫折能力。创新的路上，九十九次失败可能才换来一次成功。现在的年轻人很优秀，但很多人在成长中缺少挫折的磨炼。当年，青年毛泽东和同学曾徒步千里，开展社会调查，锤炼出面对任何困难都不屈不挠的意志。

创新生态升级也至关重要。回溯科学发展史，可以看到科研模式的每一次跃迁都源于机制创新：科学研究最初由衣食无忧的贵族推动；19世纪初，德国洪堡大学开始倡导“教学与科研统一”，使科研走向职业化；19世纪后期，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创立博士制度，将学生纳入科研体系，实现了队伍年轻化与规模化；而20世纪70年代，斯坦福大学在濒临破产的情况下进一步提出“教育-科研-产业”融合模式，通过低价出租校园土地吸引校友创业，催生出硅谷，实现知识向生产力的高效转化。

相较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现代科研体系起步较晚，直至改革开放后才重建硕博制度，科研力量逐步壮大。面向未来，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把握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历史机遇，必须弥合高校与社会的“鸿沟”，在两者之间构建“握手区”——集金融支持和资本投入、技术研发与产业孵化于一体的协同平台，让接近应用阶段的创新成果在此加速成熟，既保持前沿性、创新性，又回应产业对成本、稳定性和可靠性等现实需求。

“棠棣之花，思不惧远”，这是我对青年学子的赠言。纵使目标非常遥远，只要我们认清差距，找准方向，脚踏实地向着目标前进，久久为功，也许一个宏伟的目标就实现了。对于国家来说也一样，中国制造业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只要上下一致，朝着目标迈进，就一定能实现。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本报记者冯丽妃据其在新疆科普专家报告团活动中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