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扬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赵广立 刁雯蕙 通讯员 路倩

近日，在深圳举行的光明科学城论坛上，神经生物学家丹扬以《睡之为何，如何安眠》为题，向与会者分享了其在睡眠领域的研究成果。今年6月，她受中国科学院院士颜宁邀请，全职加入深圳医学科学院（SMART）。

对于这位新加入的伙伴，颜宁毫不掩饰对其的欣赏：“思维敏捷、和善爽利。”

用“爽利”来形容丹扬，恰如其分。在实验室，她每天都在想怎么用最简单的实验，最快找到初步答案。她说，做事时常常不自觉地给自己“掐表”。

这也就不难理解，她为什么到深圳后的第二天就开始上班了，“心想着尽快把团队建设好，把科研工作铺展开来”。

丹扬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她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在洛克菲勒大学和哈佛医学院完成博士后研究后，丹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后来，她在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的支持下，全身心投入对睡眠神经机制和调控等相关研究中，成为这个领域的引领者。

在围绕“睡眠是怎么调控的”和“为什么要睡眠”这两个关于睡眠的基本问题研究了十多年后，丹扬心中“更大的挑战”不再局限于基础研究。她希望换一种做科研的模式，“甚至未来在转化方面再进一步”。与此同时，她感受到国内对科研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支持“创造了很多独特的机会”。

于是，她回来了。

“用了许多不眠之夜，来决定要不要研究睡眠”

《中国科学报》：你在北京大学本科学的是物理学，为何后来决定研究神经科学？

丹扬：读中学那会儿，我就对神经和大脑的奥秘很着迷。不过，当时生物课的教学侧重于死记硬背。这种机械性的记忆方式让我有些疑惑，花费几年时间去记忆大量知识，可能没过多久就会过时，因为生物学的发展速度非常快。

那时候，我经常参加数学竞赛。我父亲是学物理的，他给了我一个建议：先去学几年物理，打下一个坚实的数理基础，这样将来无论研究哪个领域，都会有帮助。

《中国科学报》：你转行研究神经科学，觉得难不难？

丹扬：从物理领域跨越到生物学领域，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但我认为，一旦你克服了这些困难，会有很大的收获。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你的思维方式会与领域内的大部分人不同。这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使你更容易打破常规，更容易有别具一格的创造。

《中国科学报》：现在跨学科或跨界比较流行。但真的要跨出这一步，很多人还是会有顾虑。你曾说“如果你看到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而你又可以有所作为，那就要有勇气改变自己的研究领域，但要深思熟虑并且有策略性”。你是如何“深思熟虑”且“有策略性”的？

丹扬：我讲一下自己的经历。我刚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时候，做的是视觉系统相关研究，这是我博士后时期开始做的课题。当时我刚刚建立一个实验室，突然跨界不太合适，风险也大。我是到了HHMI之后才转去做睡眠相关研究的。

HHMI有个理念“支持人而非项目”，也就是说HHMI不会用“你要做什么事”决定要不要资助你。这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转行机会。不过，我当时转行的勇气也很有限。大概想了一年多，才决定执行“转行计划”。说起来有点好笑——我用了许多不眠之夜，来决定要不要研究睡眠。

跳出舒适区

《中国科学报》：2024年你获得了彼得·西伯格综合神经科学奖，这是神经科学领域非常有分量的奖项。近年来，你在睡眠研究领域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为什么会选择全职回国？

丹扬：于我而言，决定回来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过去这些年国内对科研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创造了很多独特的机会。我的实验室在十四五年前开始做睡眠相关研究，进展还不错，我们关心的一些基本问题可以说已经找到答案了。但我觉得，想要有进一步突破，就需要换个模式。

我其实可以继续待在美国，团队中也有非常多优秀的来自国内的研究者。我可以继续带团队、发文章，但我觉得那是我的舒适区。有时候你需要跳出舒适区，给自己一个更大的挑战，才能激励你有一个新的开始。

《中国科学报》：你是北京人，为什么选择深圳这座城市？

丹扬：我选择深圳是因为它年轻，充满了活力。SMART也是如此，非常年轻、效率超高。

过去一年来，我接触了SMART包括行政人员在内的许多人，跟他们打交道，好像不管什么问题，都能找到非常有创造性的方法去解决。因此，我现在非常有信心，能够把全部精力集中在科研上。SMART有一个叫“科研无忧”的支持机制，给科研人员创造了全力投入研究的科研环境，不用在经费申请、科研项目管理、行政工作等方面耗费不必要的精力。

《中国科学报》：你和颜宁是什么时候认识的？能分享一下她邀请你加入SMART的故事吗？

丹扬：第一次见到颜宁，是在HHMI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当时人很多，我们不是同一个领域的，只是简单寒暄了几句。

大概两年前，颜宁第一次与我深谈SMART的具体情况。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我们之间有共鸣。那次谈话后，虽然在理性层面考虑了很久，但在潜意识层面就已经决定要回来了，只是这一念头还没那么清晰。

从头建立研究所

《中国科学报》：回国后，你出任深圳医学科学院神经调控与认知研究所（INC）所长。从课题组长（PI）身份转而操盘一个从头建立的研究所，未来有哪些计划？

丹扬：我觉得，要建立一个世界顶尖的研究所可能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招聘最优秀的人才，不管他们要做什么方向。其实HHMI就是这种理念，“支持人而非项目”。我认为这种方式更适合那种历史很深厚、很有名望的研究机构。

对于一个全新的、年轻的机构，我认为应该采取另一种方式，就是挑一两个关键问题，然后找一批和这个方向相关、各有特长的年轻PI，互相支持。这样更有可能在一个方向上快速获得国际影响。

我们所接下来会试试第二种方式。

《中国科学报》：在INC，这个“关键问题”是什么？

丹扬：我们所名字里有个词——Neuromodulation，即神经调控。这个概念其实很广。和做信息传递的递质不一样，大脑里专门做神经调控的递质，影响的是大脑状态，比如清醒、睡眠。我这些年感兴趣的几种神经调质分子——多巴胺、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对大脑睡眠与清醒的切换极为关键，同时也对全身功能有作用。

比如多巴胺，帕金森、抑郁、精神分裂、强迫症等这些疾病几乎都和它有关系；比如肾上腺素，会压抑人的免疫系统、调节血糖……所以我觉得，以这些神经调质分子作为一个所的研究重点，错不了。我们招的年轻PI顺着这个方向做下去，也会取得一些对人类健康有益的重要进展。

另外，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可能对促进睡眠有作用的靶点，接下来我也会在转化研究上花更多的精力，和国内的团队共同研发能够帮助睡眠的新药。

《中国科学报》：对于那些想报考INC的学生，你最看重哪些特质？

丹扬：我最看重的是对科研的激情，最好是“一定要做这个方向，其他我都不考虑”那种。另外就是要有探索精神、有好奇心。

“第二天太阳会照常升起”

《中国科学报》：此前你在访谈中提到，小时候就想成为科学家。如今梦想成真，你对科学家的认知有改变吗？

丹扬：我想肯定是有变化的。但有一点，我现在知道科学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假如让我再选一次的话，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

《中国科学报》：父亲对你走到今天，有怎样的影响？

丹扬：小时候妈妈下干校，我是跟我爸爸长大的。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早期教育。

我记得特别清楚，父亲每天晚饭后带我去散步，永远会带着一支粉笔，走累了就在地上给我画画讲讲。他会给我讲居里夫人、爱因斯坦、费曼等许多科学家的故事。他还教我算术。在上小学前，我大概已经掌握了小学四年级的算术知识，上学后我才知道自己“提前起跑”了。

我在家里排行老大，因此有几年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父亲一直告诉我，你将来可以做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只要努力，就可以做到。

《中国科学报》：看得出，你的启蒙教育里有居里夫人、爱因斯坦这些大科学家，除了科学家，还有哪些人物或作品对你产生了影响？

丹扬：我很喜欢音乐和文学，但在这些方面研究不深。我很喜欢看一些音乐家、文学家或艺术家的传记。

《中国科学报》：在你整个科研生涯中，有没有特别迷茫、挫败的时刻？

丹扬：在我刚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实验室的时候，其实我完全没准备好，根本不知道怎么运营一个新的实验室。

刚开始的一两年，每天晚上都筋疲力尽，好多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但我知道，第二天太阳会照常升起，又是新的一天。所以我的策略是去健身房运动，然后回家睡个好觉。睡眠真的很重要，休息好了，就有了奋斗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