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彬
两年前,木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科学研究的“成本问题”。
当时,她打算做一个某种油脂对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功效验证实验。当她将实验计划告诉企业时,对方支持她的想法,但也提醒她要“控制成本”,因为实验要使用大量小白鼠,而一只实验用转基因小白鼠的成本就达到千元甚至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木勤并不是这家企业的研究人员,而只是江南大学食品学院(以下简称食品学院)一名研一学生。获得企业支持后,她还将这项研究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研究课题。
在食品学院,像木勤这样把企业课题作为自己研究生课题的学生还有很多。他们之所以能够和企业产生这样的联系,依赖于该学院探索出的“入驻式”研究生协同培养模式。
自然产生的“校企联合”
顾名思义,所谓“入驻式”就是突破校企传统合作中的地域与周期限制,将企业研发中心直接“搬”进校园,而食品学院做这项工作有着天然优势。
“食品行业‘安全至上、实践为王’的特质,决定了我们在科研、人才培养方面必须扎根产业一线。”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食品学院院长孙秀兰表示,在传统合作模式下,无论是研究团队前往企业,还是企业派员来校,从预约到落实通常需要两周以上时间,这种沟通效率已无法适应当前科技创新的快节奏需求。
“我们通过将研发中心设在校园内,让企业根据研发需求随时与师生交流,同时也能充分利用学校的仪器平台、图书馆和智库资源,为企业创新提供更好的支持。”孙秀兰说。
位于河北的一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然生物)就是这样与远在江苏的食品学院结缘的。
作为一家专注益生菌、乳酸菌科研及产业化的高新技术企业,早在2016年前后,一然生物就与食品学院签订产业项目合约。彼时,双方的合作金额只有约百万元;而到2019年前后,双方每年的合作金额已达300万元。
“今年,我们又深化了合作,借助学院在菌株发酵和药食同源方面的研究优势,我们希望进一步开发相关应用。”一然生物技术负责人孙新凯说,这项合作的金额已经达到每年500万元。
据孙秀兰介绍,以董事会机制为纽带,像一然生物这样与食品学院产生紧密联系的企业,全国已经超过200家,覆盖国内80%以上大中型食品企业。近5年,学院累计引入企业的横向经费达到15.4亿元,超过科研总经费的50%。
在这样的科研合作中,针对研究生的校企联合培养应运而生。
先“立地”,再“顶天”
木勤所选择的研究课题,其实是她的导师与国内一家企业合作开展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
“我刚入学时,导师就与国内一家企业联合,针对食用油的某些功能性作用研发新产品,但该产品需要一些功能性验证,导师便将这项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交给我。”木勤说。
事实上,这也是该院很多研究生获得“企业级”研究项目的主要来源。
在食品学院研究员陈龙的印象中,学院办公室有一部用来接听企业科技咨询与对接合作需求的电话,几乎每天都会响个不停。
“每声铃声背后,既是企业庞大的科技诉求,也是校企合作的广阔空间;对于研究生而言,则意味着一座巨大的科研课题‘选材库’。”陈龙告诉《中国科学报》,在传统科研模式下,导师的科研和教学往往会陷入“从书本到书本”的循环中——导师主要通过翻阅文献寻找课题,学生则依据查找资料完成课题。这导致科研与产业长期脱节。
“企业就像问题的提出者,我们则扮演‘提炼者’,将问题剖析、提炼成具有科学价值的课题,再拆解成可供研究生具体操作的子课题。研究生则通过深入研究,形成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并反馈给企业。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一个完整‘闭环’。”
陈龙将这种模式概括为“立地顶天”。
他解释说,“立地”是“顶天”的坚实根基与必要前提,只有先“立地”扎根产业一线的真实需求,才能为开创性科研工作奠定基础。这种‘需求驱动’的科研范式,既可以确保研究工作紧跟前沿领域,又能实现学术探索与产业升级的紧密结合。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配合这种人才培养模式,食品学院也在评价机制上将成果转化、企业认可度纳入研究生核心评价指标。2020年以来,该校研究生授权发明专利1500余项,成果转化金额达到8亿元。这一数字较改革前增长210%。
“我们不再只看论文影响因子,而是更关注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孙秀兰说。
“提前在企业里入职”
对于孙秀兰口中的“解决实际问题”,企业和学生都有更深入的理解。
由于研究课题直接来自企业,木勤这几年与企业从没有断过联系。“我每个月都要向企业汇报研究进展,他们也会给我很多建议,甚至专门指派技术人员对接我的项目,几乎相当于我的‘企业导师’。”
在木勤看来,这种感觉有点像“提前在企业里入职”。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了解了真实的企业科研,企业也会根据学生的优劣势,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指导。
在工作中,孙新凯接触和指导了很多研究生。据他观察,这些学生往往存在一个共同问题——他们会认真执行导师分配的项目,并把它们完成得很好,却从不会考虑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以及这个项目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现象。” 孙新凯说,否则,这些学生进入企业后很可能无法“先抛出问题,再想问题”,而企业发展是不能永远维持现状的,“这将成为他们科研工作的短板”。
为此,在应校方邀请帮助研究生进行课题立项时,孙新凯往往会要求这些研究生做一件事——不搜索任何与立项课题有关的科研进展,而是搜索相关行业目前存在的弊端和不足,以及是否有产品或研究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有了问题的解决方案,你的研究就没有任何意义。”他说,这可以被理解为寻找相关领域的创新点,有创新点的研究才值得推进。但即便有创新点,也不一定符合实际需求,因为还要考虑市场的接受度。“所以,我还会建议他们做市场调研,真正了解市场的接纳度。”
对此,孙秀兰表示,这些都是企业最为关注的,却恰恰是以往的研究生科研立项中最容易被忽视的。
作为学生,木勤也感觉到校企在面对科研项目时关注点并不相同。
“老师会更关注课题方案的‘价值’层面,而企业会更注重最终能否量产、是否稳定,以及成本问题……”木勤说,在这两方面的指导下,“我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学习者变成解决问题者”。
“我们培养的学生,即便是研究生,绝大部分最终也要投身企业,不管是做研发、销售还是品控,都要和产业直接接触,这就需要他们具备一定的‘产业素质’,而至少在现阶段,校内教师往往难以‘保质保量’帮助学生提升这种素质。”孙秀兰表示,“入驻式”研究生协同培养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学生可以在接触企业真实科研需求的同时,于潜移默化中形成这种“产业素质”。
“从这个角度说,这种深度融合机制为推动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新范式,也为创新人才培养开辟了新路径。”孙秀兰说。
《中国科学报》 (2025-11-25 第4版 高教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