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杰 上海应物所供图

■本报记者 张双虎

从上海飞往北京的航班上，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应物所）研究员、钍基熔盐堆材料部主任黄鹤飞的思绪翻腾了一路。因为就在起飞前，他得知了同步辐射物理学家、钍基熔盐堆核能专家、上海应物所原所长徐洪杰于9月14日离世的消息。

“感觉一下子没了方向。”黄鹤飞沮丧地说，“前几天和徐所（徐洪杰）约定，今天把冷态设施调整方案发给他，现在不知道该给谁了。”

数周前，徐洪杰让黄鹤飞拟定一份“钍基熔盐堆冷态研究设施调整方案”。因为相关经费缩减，黄鹤飞初拟了一个“丐版方案”。但徐洪杰说：“不要管钱的事情，即使经费有限，也要奔着最好去做方案，现有装置可以利用起来，但必须花的钱一分也不能少。”

黄鹤飞立刻按“要做最好”的思路重拟方案，可就在提交方案的前夕，却听到徐洪杰“走了”的噩耗。这位曾带领团队建成我国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上海光源”、攻克钍基熔盐堆关键技术并实现世界首次加钍运行的“司令”，永远离开了他毕生坚守的科研战场，享年70岁。

问题“优解”：找到关键路线，还要有具体办法

2018年，钍基熔盐实验堆开建前夕，项目组就遇到棘手的难题：工程“前置许可”手续繁杂、环环相扣。尽管项目组成员均是做过多个项目的行家里手，但对地方办事规则和流程并不熟悉。一群人按计划表反复“排演”，却发现无论如何调整，都不能保证按时开工。

问题摆到徐洪杰面前时，他正在陪客人参观实验室。他一边给访客介绍实验室情况，一边盘算着工程排期。从一个参观点到另一个参观点的工夫，他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徐洪杰当即提出两点意见：一是“靠前指挥”，这项工作由他以工程总指挥身份亲自抓，工程总经理临时分管，副总经理下沉一线负责现场调度；二是“找到帮手”，前期沟通中，徐洪杰注意到当地发展改革委主任对钍基熔盐堆项目热情十足，他特别叮嘱前线总指挥带队到发展改革委说明困难，请求帮助。

果然，地方政府全力配合，指派一名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全程陪同到各市县两级相关部门办理手续。有当地发展改革委领导亲自“护航”，许可手续办理“一路绿灯”，最后项目如期开工。

可在2022年实验堆加注燃料时，又突发意外——管道出现漏点，导致燃料盐“冻结”，技术人员忙了两个月仍未疏通。徐洪杰立刻带领物理、化学、材料领域的专家赶赴现场。经过实地调研，专家组却出现意见分歧：有人主张采取新措施继续疏通，有人则提议启用备用管道。两种方案各有利弊，一时间谁也无法说服对方。

“用新措施疏通有几成把握？”徐洪杰突然追问。

燃料盐管道堵塞是个复杂的新问题，全球科学家此前都未曾碰到过，“主疏派”也无法“打包票”。但工期不等人，徐洪杰当机立断：双管齐下。一方面用新措施继续疏通，另一方面启动备用管道建设，不能疏通就马上启用。

一个月后，备用管道顺利建成，燃料得以顺畅加注。在拆旧换新的过程中，徐洪杰嘱咐工作人员将拆下的管道妥善保管，后续要深究其中的科学问题。

“原来没人料到管道会堵，它为什么会堵、堵了怎么办，其中有很多基础科学问题需要弄明白。”实验堆副总工艺师金江回忆说，“徐所认为这是可遇不可求的研究样品。”

在上海光源建设期间，也曾出现过一次危机：一个重要部件“超导高频腔”未能及时到货，可能严重拖累工期。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徐洪杰决定用常温腔调试出光，等超导高频腔到货后再替换。而且，先用常温腔调试，再换成精密的超导高频腔，反而可能让光源调试更顺利。

“徐所常说，关键路线明确后，还要有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上海应物所所长戴志敏说，“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徐所总能绝处逢生，找到最优解决办法。实际上，办法多是因为他学习最刻苦、思考最深入。”

人才“特解”：让有能力、有意愿者上

2012年，黄鹤飞加入上海应物所，在钍基熔盐堆项目材料部任职。由于在法国留学期间，他一直从事核反应堆方面的研究，未发表过论文，这使得他与当时的人才环境“水土不服”——没有人才“帽子”不仅很多问题无法解决，连家属落户也被“卡”了许久。

那时，徐洪杰正带领数百人的核能团队开展技术攻关，千头万绪的工作使他没有过多精力指导研究生。为保证学生顺利毕业，材料部安排黄鹤飞帮带研究生。

有次组会汇报，徐洪杰发现学生的论文选题想法很好。诧异之余，他接连追问其想法从何而来。得知是黄鹤飞的指导后，徐洪杰当即找材料部主任怀平索要黄鹤飞的简历。

“鹤飞表现挺好的，你要简历干啥？”怀平一头雾水。“这样的年轻人应该挑起重担。”徐洪杰说。

不久后，黄鹤飞被破格提拔，成为上海应物所各专业组中唯一 一位只有中级职称的副组长。

2016年，徐洪杰带领黄鹤飞赴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参加学术会议。会议原本邀请徐洪杰作学术报告，但他认为应该给年轻人锻炼的机会，执意让黄鹤飞登台报告。

“当时现场有来自全球各地的200多位专家，其中不少是‘大牛’。”黄鹤飞回忆说，“代表中国上台讲钍基能源，我压力蛮大，怕讲不好。”

“你尽管去讲，我在下面坐着呢。”见黄鹤飞面露难色，徐洪杰鼓励说，“我们做得一点不差，一定要有信心。我们是真的在‘干’核能，他们很多还在‘纸上谈兵’。”

徐洪杰没有看走眼。时年32岁的黄鹤飞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大放异彩，报告引起其他国家同行的广泛关注，面对核能“大牛”的提问他也能从容应对。2018年，因工作出色，黄鹤飞再次被委以重任，“跳级”成为部门主任，主持技术部工作。

有一次，徐洪杰带领3名“80后”部门主任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参加“十四五”规划答辩。答辩会上，13位评审专家轮流提问，其中不乏关键细节和尖锐问题，徐洪杰都对答如流。

答辩结束后，徐洪杰说，我们必须对这个行业、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有全局把握和充分了解。13位专家的背景、他们可能会问哪方面问题、为什么会问这些问题、关注点在哪里，这些都得提前思考清楚。

“把答辩的问题和答复整理出来，认真学习，把问题弄清楚。”徐洪杰特别嘱咐，“你们3个‘80后’部门主任，以后是要‘挑大梁’的。我可以帮你们，但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快速成长。”

上海应物所总工、实验堆工程堆总体负责人余笑寒是所里培养的核物理博士。1996年，余笑寒计划到欧洲访学，正筹划中，徐洪杰找他谈了一次话。徐洪杰分析了大科学装置对国家的意义，也详细阐述了上海同步辐射光源的发展前途。

“记不清楚原话是怎么说的了，只记得当时被他说得热血沸腾，决定留下来建设光源。”余笑寒说。

上海光源建成后，余笑寒也成长为光源领域的专家，所里拟定他担任光源二期工程的总工。他本可以安安稳稳待在自己的舒适区，不料又被徐洪杰“盯上”。徐洪杰说，钍基核能是国家战略需求，需要经验丰富、理论扎实的人来做，而余笑寒是学核物理出身，能在这个领域派上用场。

一番长谈，余笑寒再次“冲动”抉择，转身投入钍基熔盐堆建设。

“兴核所（上海应物所前身）、建光源、拓钍能”是徐洪杰毕生完成的3件大事。研究所改革和带领两个超大团队使思想工作成为徐洪杰的必修课，他也因此被戏称为“谈话专业户”。

2000年前后，中国科学院开始对研究所队伍结构进行调整，由于历史原因，上海应物所有一批工人要被分流。徐洪杰认为改革要推进，队伍结构要优化，但研究所的社会责任不容推卸。当时，上海应物所还在进行后勤社会化改革，上海光源的安保工作开始交由招标的安保公司承担，但徐洪杰却盘算起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

“这些分流人员年龄较大、学历低，到社会上找工作并不容易。”徐洪杰说，“与其让外面的人做安保，不如招我们的下岗职工来做。”

上海光源作为上海市第一个大科学装置，有巨大科学价值和重要社会意义，安保工作自然容不得半点马虎。徐洪杰认为，下岗职工虽然学历不高，但有颗爱所如家的心，更让人放心。为此，他特别设计出聘请专业安保担任门卫、招聘下岗职工保障园区内安全的方案。在“双重安全”措施加持下，上海光源8亿元设备同时进场，但没有一件丢失。

从科研精英到普通工人，徐洪杰的人才“特解”让团队各尽其能，凝聚成一支无往不利的“超强战队”。

系统“通解”：“会打仗的司令”如何布局

上世纪90年代，上海应物所一度陷入发展的“低谷”，甚至有一个月全所工资都未能按时发放。

1995年5月，徐洪杰被任命为上海应物所常务副所长，可谓临危受命。他一边带领研究所“求生存、图发展”，一边凝练研究方向、争取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在一次次克服困难的磨炼中，上海应物所的科研能力和综合实力大幅提高。2001年，研究所整体进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实现了脱胎换骨的蜕变。此后，经过10年预研和争取立项，2004年上海光源国家重大科学工程正式开工，2009年按期、高质量地建成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级同步辐射俱乐部”。

2011年,中国科学院启动首批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未来先进核裂变能——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由上海应物所牵头实施。经过十几年励精图治，徐洪杰带领这支全新的核能团队全面突破钍基熔盐堆关键技术，选址甘肃武威建成热功率2兆瓦液态燃料钍基熔盐实验堆，并在世界上首次加钍运行。

“没有困难，要我们做什么”是徐洪杰常说的一句话，其中既有对从事事业的自豪，也有勇担国家战略需求重担的情怀，更有对同事、学生的真情鼓舞。他不仅是战略科学家、科学管理者，更是一位根植一线的科研工作者，因此也被同事称为“会打仗的司令”。

某次处理完工程问题后，徐洪杰颇为感慨：问题总会遇到，碰到问题不要只想找“特解”，就像做数学题，凑出一个答案叫“特解”，但我们要找“通解”，就是把科学规律搞明白，用最正确的方式去解决一类问题。从组织管理上说，就是要找到体制化、体系化解决机制。

徐洪杰认为，钍基熔盐堆的目标是要解决国家能源问题，要能实现工业应用、批量生产，还要能长期运行，因此必须在科技创新的同时把供应链、产业链发展起来。他带领核心团队与央企、国企、民企合作，组织队伍对钍基熔盐堆供应链和产业链建设，以及钍基熔盐堆在国家能源体系中的角色定位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近年来，徐洪杰还陆续组织十几个研究组进行技术总结与学科建设讨论，系统梳理核能未来的发展路线。

“他提了很多问题，如钍铀循环在什么形势下能实现，应发展小堆还是大堆，小模块和大堆有什么关系，固态堆和液态堆如何先后发展，下一代熔盐堆材料有哪些参数标准。”上海应物所副所长蔡翔舟说。

2023年10月，武威实验堆临界后，徐洪杰倡议成立“技术总体组2.0”。

“这太有远见了。”年过八旬的钍基熔盐堆核能团队顾问李文新说，“先导专项期间，徐所牵头成立‘技术总体组’，保障先导专项在重大技术问题上的方向正确。实验堆临界后，出现很多新情况，工程、产业、企业问题比重增加，成立技术总体组2.0，吸纳新生力量一起规划未来、协调项目、布局产业，非常有必要。”

“通过今年上半年的讨论，我们已明确了下一步工作重点——除设计研究堆和示范堆外，还要把设计的边界找出来。这关乎钍基熔盐堆未来二三十年在我国能源体系中起到什么作用、占据什么位置。”反应堆物理二部常务副主任周翀说，“徐所已经指导我们把未来目标和图景勾画清楚了。虽然徐所突然离开了，但未来10到20年熔盐热工流体力学领域要走什么样的路、要怎么走，都清楚了。”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们已经走到世界‘第一方阵’，再往前就是‘无人区’了，往哪走？怎么走？得我们自己‘蹚路’了。”蔡翔舟说，“因此，这一年多时间，徐所有意识地带领技术总体组和年轻骨干学习历史、分析现状，就是希望我们用科学的规律去预判未来。”

9月14日，赶去徐洪杰家里帮助治丧的同事打开他的电脑，发现他最后保存的文档是《核能科学技术概论》，这是他为研究生讲“开学第一课”准备的课件。

“其实这个课程讲了很多年，课件内容早已烂熟于心，而且每年都面对新生，课件不改也没有问题。但徐所做事认真，他总想把最新的进展告诉学生，所以离开前一刻，他还在更新课件。”黄鹤飞说。

将年轻人放到关键岗位历练，指导团队进行战略规划，为学生铺平科研道路……这位目光深远的战略科学家，正是用这种方式，在科学报国的答卷上书写他的“系统通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