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

成长于中华民族风雨飘摇“长夜”时期的杨振宁先生，终于化作璀璨的星辰，迎来新世纪的“曙光”和“晨曦”，这是卓越而壮阔的人生。

2005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杨先生提出，爱因斯坦能够抓住重点，是因为他具有更自由的眼光，即必须能够同时近观和远看同一问题。杨先生对许多物理学家的贡献和物理学科的发展皆有精妙的论述，而他对中国现代科技发展的观点更让我们深受启发和勉励。

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有两个核心论题，一是现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二是中国如何发展现代科学。第二个问题不但需要精准把握现代科学的本质，还要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作为现代科学在中国体制化发展的见证者，杨先生以自身的经历、成就和感悟，一直对这个问题尝试作出解答。在科技史研究方面，杨先生具备了他所说的“自由的眼光”，无论是方法还是结论，都值得现代科技史研究者重视。

根基

早在1993年，杨振宁作过《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的报告，提出中国科学发展的4个必要条件，其中两个正面解答了两个前提性问题，即中国人是否有能力从事科学，以及是否有意愿从事科学。显然，杨振宁本人正是这两个问题最权威的解答人之一。

“东方人是否天生不适宜于做现代科学工作？”杨振宁指出，19世纪末，当达尔文的进化论被用来佐证白种人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在灵魂深处曾为这样的问题所困扰。抗战以来兴起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帮助国人树立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信心。恰恰在这一点上，以杨振宁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以其现代科学上的成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这也是他最引以为豪的：“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他从个人经验出发，认为做科学工作其实并不困难，“我在中国念小学、中学和大学时，都曾有许多十分聪明的同学”。这些聪明的青年，对中国科技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

救亡

在许多人看来，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科学初步完成了建制化，但因政局动荡和连年战争而惨淡经营，甚至一度颠沛流离。然而，杨振宁却认为，引进近代科学“在下了决心以后，进度却是惊人的快速”。20世纪初的留学潮让成千上万人接触到现代科学，他们回来培养的学生，便有能力出国学习前沿的科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20世纪上半叶的物理学日新月异，尤其到了30年代末，核裂变的发现引起各国重视，大量物理学家开始参与保密的战时研究，因此此前归国的一批科学家最能代表当时国际科学的前沿水平。

当时主要大国的顶尖科学家，大多转向了战时研究。我国最早获得理论物理博士的王守竞，筹建并主持中央机器厂，服务抗战建设。然而，在西南联大等少数高校，还保留着纯粹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可以说，杨振宁的机遇是举世罕见的，在昆明，他奠定了一生从事学问的诸多基础，包括研究的领域、学术上的品味，以及坚韧不拔的性格。因此，杨振宁后来觉得自己有责任做一点中国现代的物理学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前辈科学家在艰苦条件下取得的成果更应该珍视。

歧路

1945年8月，当杨振宁告别父亲前往美国学习物理时，投到日本的原子弹的烟尘尚未散尽。那时，世界主要大国都摩拳擦掌，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展开核军备竞赛，核物理学家成为战略人才。

中国和美国在科学上的差距，且不说基础科学领域的天壤之别，仅工程技术方面就至少横亘着一个“曼哈顿计划”。1950年2月，朱光亚获得博士学位，立即登上了回国的邮轮。而与杨振宁自幼交往的挚友邓稼先，也于1950年8月拿到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乘船回国。这些同辈好友义无反顾的选择，无疑触动着杨振宁。胸怀壮志的科学家对新中国科学的前景充满信心，研制原子弹也是许多人心照不宣的目标。

杨振宁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时，国民党政权正面临土崩瓦解，根本无心考虑发展原子科学的计划。他虽有回国的打算，却只能等待时机，因此继续留在芝加哥大学担任讲师。大批从“曼哈顿计划”抽身的顶尖科学家，让粒子物理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作为战后最早投身费米门下的学生，杨振宁已经开始深入堂奥，学到了“方法与方向”，具备了“自发地研究东西”的能力。1949年，费米和特勒又推荐他前往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跟随奥本海默做博士后。随后杨振宁在普林斯顿的象牙塔中工作了17年，在这段学术黄金期，他分别与米尔斯和李政道合作，提出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以及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理论。1957年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奖。

1964年，中国的原子弹成功试爆，几个月后杨振宁即同意应邀前往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创办理论物理研究所。1970年，中国东方红号卫星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中美之间出现了重建桥梁的契机，杨振宁敏锐地抓住了它。

桥梁

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两弹一星”和日本借助科技走向经济繁荣，极大改变了东方人在国际科学界的形象。但僵化和封闭的体制也让中国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和日本。杨振宁所说的第四个条件“经济支援”仍是明显的短板。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杨振宁在建言中国科技发展政策时，始终注意结合科学的内在规律和国家经济实力。

为尽快恢复中国与国际的科学合作，大型加速器建设成为热议的话题。高能物理是国际科学合作的重要领域，能够彰显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实力，核科学家在科技界也享有高度的话语权。然而，洞悉美国战后粒子物理高速发展进程的杨振宁做出判断，盛宴已经结束，高能实验物理变成了大计划、大预算，失去了案头实验探索自然奥秘的精神与感受。早在1971年初次访华时，杨振宁便指出建造高能加速器与中国当时的经济力量不相称。1980年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后，42位海外华裔学者签名支持国内建造加速器，让拒绝签字的杨振宁显得格外孤立。但是，越来越多人开始认识到杨先生的想法与良苦用心，主持这个计划的谷羽也前往美国与杨振宁会面，最终形成了更为经济和实用的方案。在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下，1984年破土动工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不仅有助于冲破冷战壁垒，迅速提升中美科技合作水平，还促进了国内相关产业的研发能力，也为大科学项目的决策和实施积累了宝贵经验。

缩影

杨振宁总结的才干、纪律、决心与经济支援等4个条件，实际上对应了支撑科技发展的人才、建制、政策和经济水平等4个因素，近几十年的中国现代科技史研究正是围绕这些因素展开的。

当以上因素不再显著制约中国科技发展时，科技史研究的侧重点便会转向杨振宁所强调的科学家的学术贡献和个性风格，乃至对科学之美的欣赏。恰当地评价和宣扬当代中国科学家的贡献，我们需要杨振宁这种洞悉科学全局和方向的“指路松”，也需要科学史家和科学家之间的合作研究。

杨振宁是现代科学跨文化和区域的标志性人物。他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涵养，又受过良好的西方科学训练，最终到达世界科学的前沿。他不仅在中美之间架起科技交流的桥梁，还成为全世界华人科学家的纽带。与海外科学家相比，邓稼先、朱光亚和黄昆等好友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但他们都怀有共同的信念，这大概就是杨振宁最终理解的“千里共同途”，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科学发展应有的多样性。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技术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