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斌勇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韩扬眉

谈及做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孙斌勇认为自己是个“慢性子”，不追逐“热门”方向。

事实上，他的成绩常常“快人一步”：初中时以特招生身份被高中提前录取，提前一年被保送至浙江大学数学系；42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当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最年轻的一位……

但孙斌勇坚信，只有慢下来，才会更快。他的研究方向是朗兰兹纲领，这被认为是一项伟大的数学工程，也被称为数学大统一理论，揭示了数论、代数几何、李群表示论的关联。即便是在研究没有取得进展的日子里，他也能以平常心面对得失，慢慢耕耘、乐在其中。

近日，孙斌勇因在李群表示论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获得2024未来科学大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他在获奖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了“慢慢来”背后的心态，并多次强调“快乐是最重要的，快乐比成功更重要”。

快乐比成功更重要

《中国科学报》：你说做研究要慢一点、看书要细一点。然而，现实中的竞争压力会驱使科研人员追求“短平快”的研究，你是如何保持“慢”心态的？不担心别人捷足先登吗？

孙斌勇：心态可能跟性格有关，我从小就是慢性子，做什么事情都很慢。

很多事情我不太在乎，比如短期、功利性的成绩。至于有些研究别人先做出来了，我也不太在乎。数学本就是一个很大的理论体系，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作出贡献。

别人做出重要成果是好事，相当于帮你把研究推进了一步，说不定可以在别人的基础上接着研究。除此之外，还有别的问题可以研究，没必要不开心。

有人把更多时间拿来跟别人竞争、争取资源，但如果你专注于自己的事，花时间解一道数学题、读一本书，说不定会更好。这样会过得比较开心，开心比成功更重要。

《中国科学报》：关于慢下来学习和做研究，你具体是怎么做的？

孙斌勇：在数学方面，从小就要学得扎实，要踏实一点。比如打开课本学习时，要敢于质疑，问自己书上写的每一句话是不是都对、都足够好，如果不是，自己能否把它改进得更准确一些。

我上学时，并不怎么做题，包括难题。比如许多同学都喜欢挑战大学教科书中的课后难题，而这些题我基本都不做，我把精力放在理解教材正文内容上，要理解得非常透彻，熟悉每一个定义、定理。从事研究工作后，我基本也是如此。我希望把自认为懂了的东西真的弄懂。

因为我学得比较慢，所以我做的研究都不是太热门的。在大家纷纷追逐新方向时，我可能会先研究前人留下来的问题，做完了再考虑新问题。

补齐短板不如发挥优势

《中国科学报》：从获得浙江省奥赛冠军到提前被保送浙江大学，再到成为当年当选的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一路看起来非常顺利。在这些成绩的背后，你遇到过挫折吗？

孙斌勇：挫折谈不上，但不成功总是有的。做研究就是这样，一年中大部分日子可能获得的都是失败的反馈，偶尔才获得一次小成功。但是一步一步做，把这些小成功累积起来，你最后就会得到一个大成功。

我想说，失败并不可怕，有些想了很久没解开的问题，当时放弃了，很多年后再想一想说不定会有更大的进展。比如在读博期间，导师让我研究自守形式与李群表示理论、Howe对偶猜想、L-函数等3个朗兰兹纲领中的关键问题，要我做出来其中一个，能及时毕业就行，结果我真的就只做出了其中一个。还好导师也是慢性子、非常有耐心，总是笑眯眯的。

后来，我在李群表示论、L-函数等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都是基于读博期间的工作获得的。所以，失败是正常现象、是常态，不要把它看成挫折。

《中国科学报》：从你的求学经历看，除了在瑞士联邦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外，你基本都在国内，师从中国数学家。你的经历和成绩是不是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数学的水平与国外顶尖水平的差距正在缩小？你觉得你的经历对于人才培养有怎样的启示？

孙斌勇：差距还是有的，但中国数学发展很快。以我所从事的李群表示论研究为例，前段时间国际上该领域的相关学者在云南开了一场研讨会，我看到无论是在成果质量还是在研究人员数量上，华人年轻学者都可与美国本土年轻学者比肩，甚至超越后者。

谈到启示，我取得的成绩首先归功于环境。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浙江大学先后为我提供了稳定的科研环境，让我能够安心做研究。所以，我们要想鼓励年轻人做出好成果，为他们提供稳定的环境就好，在给他们适当压力的同时，让他们有自由探索的空间。

更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折腾”科研人员，假如单位每个部门占用半小时或一小时，加起来时间就很长了。另外，不要有太多的考核评审，尤其不能要求科研人员科研、教学、管理样样都做得很好，样样都须达到60分。要鼓励个人发挥长处，而非补齐短板，有一项达到180分，其他是0分也是可以的。

对于整个国家的数学事业来说也是如此，数学理论是纯粹的基础研究，我们不见得要补齐短板，而应该发挥其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