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7月下旬，适逢全国高校招生录取工作陆续展开。今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以往有关高分考生进入“清（华）北（大）”的梦幻般“传奇”消息，被一些非常实用化的院校选择新闻所取代。

首先是一名浙江省高分考生放弃进入原“985工程”高校以及国内一流名校就读的机会，主动选择了一所本省的三本院校就读。因为按照相关政策，这一选择可以让他获得预支的“编制”。随后，江苏省的考生不约而同地将某所专业性极强的二本院校录取分数线“拱”到了省内的第三位，他们考虑的也是获得一个确定的“编制”。

这种学生主动放弃本来可以轻易考入的高分名校，却选择到低几个层级的普通院校就读的现象，或可称为“向下择校”。

“向下择校”与这两年出现的“逆向考研”一样，都是在激烈竞争下的“战略后撤”行为，其目的是“求稳定”。“求稳定”是出于“自我保护”，“自我保护”又是因为缺乏安全感，而“安全感”则是人在社会中的基本需要。如此看来，这些考生的选择有其合理性。然而，如果大量考生都仿而效之，恐怕连“清北”这样一向招生无忧的名校也会坐立不安。

事实上，在“向下择校”浪潮的冲击下，今年许多仅次于“清北”的传统高分名校的录取分数线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有些院校甚至跌破了历史纪录。

应该看到，类似的录取分数线波动不过是“向下择校”引起的连锁反应，其背后所折射出的大学固有功能的迷失或许更值得我们反思。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后，大学曾是考生热烈向往的“诗意的栖居地”和“学术圣地”。彼时的大学也的确配得上如此文雅的称号，也承担得起“理想之所”的职责。

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中小学的“应试教育”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大学仍旧是一个“应试教育”的“避风港”。经常可以听到父母告诫面临高考的子女：“进了大学就好了。”言下之意，考生在中学时代经历的应试化的“卷”是暂时性的。升入大学后，他们就可以彻底放松身心、放飞自我。

大约17年前，笔者曾撰文呼吁遏止大学“后中学”的倾向。那时候，大学的“应试化”还处于萌芽状态，有遏止的机会。然而，时至今日，“高中化”的大学已然成为事实，要改弦更张、重回正轨又谈何容易。

从管理的角度看，“大学高中化”的源头在于管理者出于“好意”的作为。因为他们担心学生身心过于“放松”会毁了大学教育，因而不断通过行政手段层层加码。

其加码的方式之一，便是实行高中式的“应试”。

在这一趋势下，高校课程的门类不仅在增加，考试课程的数量也在增加。同时，大学中常能见到本科生从大一开始就在“应”硕士生的“试”，硕士生在研一时，又开始“应”博士生的“试”；各级在校生中，都有人在“泡”图书馆，为的是“应”留学国外高校的“试”。有的高校甚至要求学生起早贪黑，早自习加晚自习，甚至因此成为了国内外著名的“考研基地”或“留学基地”。

现在看来，这还仅仅是大学“内卷”的初级层面。“旋涡”一旦形成，要“卷”的方向必然是不断“攀高”，内容也远不止这些。接踵而来的是“卷”排名，“卷”各种“帽子”，“卷”各级各类的纵向、横向课题，以及形形色色的奖项，等等。

这样做的结果相当明显，其特点是正反或对立的两个方面并存——高校在排名不断上升、论文数量和奖项数量不断增多的同时，也付出了失去“诗意的栖居地”和“学术圣地”的代价。

“内卷”的诱因就是实用，它的直接效应是大学的日趋实用化。也因为执意的实用化，“现实性”就成了衡量一切的绝对标准。任何对此提出异议者都会被“现实主义者”以各种理由和不敬的言语反击、讽刺甚至羞辱。因为在他们看来，“现实性”的支撑点是“生存”，谁敢与“生存”这个人生第一需要过不去，谁就属于“不可理喻”。

然而，“现实主义者”只考虑自己精致且舒适的“生存”，却很少思考“生存”本身是否有一个基本标准，更无法包容人们对于“生存”理解上的差异。

“内卷”导致的急功近利不只是与大学固有的理想功能绝缘，也实实在在地损害了大学的公众形象。因为在大学之外的广大公众印象中，大学因理想而神圣，失去了理想等于失去了值得期盼的未来。

既然大学的出发点也是实用，都是为眼前的“生存（或就业）”考虑，与其在大学“高层次的内卷”中掉队，在大学实用化的氛围中迷惘，还不如务实地谋求一份稳定的职业。从这个意义上看，“向下择校”的考生选择，倒像是对当下大学中“现实主义者”过度实用化倾向的一次无言的嘲讽和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