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西浦大赛现场。

张晓军点评参赛教师。

刘红勇在比赛中。

张磊磊（后排左一）、贺媛（后排左二）参与“创新研讨会”小组讨论环节。

张晓军（左一）与高校教师分享参赛故事。

■ 本报记者 陈彬

2014年，凭借在博士阶段发表的唯一一篇SCI（科学引文索引）检索论文，张淑娟“贴着底线”毕业了。

一直以来，张淑娟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学霸”——从小学习优秀，硕士阶段“跨校”拿到国内头部高校的直博名额。然而在博士阶段，她却突然发现自己“不会学习”了。

当同学们在“呼呼”地发论文时，已经博二的她却发不出一篇论文。她一直认为自己的学习没问题，但现实告诉她，似乎并非如此。

从那时起，张淑娟对“怎么学习”这件事变得越来越感兴趣。

然而，“研究学习”对于当时还在读博士的她来说，多少有些“不务正业”。于是，博士毕业后，一心想进高校工作的张淑娟理所当然地处处碰壁。“我接触的高校中，没有一所肯录用只发了一篇论文的博士。”

就在张淑娟苦寻工作的同时，在江苏省苏州市，西交利物浦大学（以下简称西浦）未来教育学院执行院长张晓军正在和同事们筹办一件大事——举办一场关于“教学创新”的全国性比赛。

2015年，西浦首届全国大学教学创新大赛（以下简称西浦大赛）正式举行，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但这份“热闹”与张淑娟无关——“投奔无门”的她，颇有些无奈地进入了国内某高校的博士后流动站。

当时的张淑娟还不知道，这场她并未参与的“热闹”在将来会如何深刻地影响她，以及和她一样醉心于“研究学习”的老师们。在此过程中，国内高等教育领域对于“教育创新”这一概念，经历了一场由陌生到熟悉、从探索到思考的心路历程。

“骗子都开始办比赛骗人了”

“‘教学创新’这个概念是我们较早提倡的。”近日，张晓军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之前国内主要关注“教学改革”，较少提“教学创新”。

“这两者并不相同。”他告诉记者，教学创新的重点在于“新”字。“比如，你之前一堂课讲90分钟，而现在改为只讲70分钟，留下20分钟供学生讨论，这叫‘改革’，但不能叫‘创新’。因为同样的事情，别人已经做过很多了。教学创新一定要解决当下老师们面临的尚未有解决方案的问题。”

此时，已是2024年深秋，张晓军正在参加第十届西浦大赛“西北地区海选暨新时代本科教学创新研讨会”（以下简称“创新研讨会”）。历经10年，西浦大赛已发展为 “千余所院校、万余名教师参与，百万级公众互动，千万级社会浏览”的全国性赛事，“教学创新”的概念也早已被很多老师所理解和接受。

越是这个时候，很多人越好奇——当年西浦是怎样想到办这样一场比赛的？

“其实西浦在成立之初，就一直强调引领国内教学改革和教学创新，也针对国内高校教师和领导做过几期培训。”张晓军说，但结果却是——

“我们找校长谈，校长说他们想改，但老师的观念太陈旧，改不了；我们和老师沟通，老师说他们也想改，但领导观念太陈旧……”

“我们需要找一个‘突破口’，而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个‘突破口’只能在老师身上。”于是，他们想到了办比赛，“办一个之前没办过的教学创新大赛”。

张晓军在为这场大赛紧张忙碌，张淑娟则在为没有工作发愁。

读博期间，张淑娟获得了一个联合培养的机会，到澳大利亚某高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她发现有校内机构给老师们开设一些课程，教老师们学习的规律以及如何更好地教学。她几乎听遍了所有类似的课程。这些课程没有给她带来一篇科研论文，却让她意识到，自己之前被动式、以发论文为目标的学习方式“low（低级）死了”。

为了让自己“更会学习”，张淑娟通过考试获得了英国高等教育研究院的副研究员资格，并如愿拿到证书。“这是一个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的证书，我觉得凭借它，回国后找份教师的工作应该不难。”

然而事与愿违，回国后她发现，这张在教学领域颇有含金量的证书，在她找工作时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在招聘单位的眼中，它远没有一篇科研论文有价值。”

那时，张淑娟的日子不好过，张晓军的日子也不好过。

“第一届西浦大赛的比赛通知是在2016年初发布的，但3个月的报名期内，只有60多名老师报名。”张晓军说，那段时间，他们只能“大范围”地给各高校打电话，但当时很多高校没有专门负责教师发展的部门。“这项工作有的学校归人事处负责，有的则归教务处负责。”

至于学校对这份比赛邀请的反应，则令人无语。

某天，负责和各学校联系的一位同事哭着来找张晓军。原来，她刚刚在与某高校沟通时，对方一听是邀请他们参加‘教学创新大赛’，不但马上挂断了电话，还说了一句：“这年头，骗子都开始办比赛骗人了……”

好在，这种困境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前三年是最难的。”张晓军说，当第三届西浦大赛开办时，报名教师已经达到了四五百人。这其中有老师之间口口相传的原因，但更多的则是“大环境变了”。

“其中一张名片是我”

2017年，博士后出站的张淑娟，终于如愿以偿进入南京工业大学成为一位老师。在她入职后不久，一名学生向她提出一个问题：“老师，这门课考试之前要不要划重点？”

张淑娟觉得有点儿“不对劲”。

“我突然想到，当年自己学习时，就会在期末考试前天天期待老师划重点。然而，等我读了博士，却发现别说创新，连文献都看不懂。”她无奈地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学生还在“划重点、背重点”的学习模式中原地踏步。

张淑娟意识到，对学生的考核方式“不改不行”了。

联想到自己曾通过写“结构化反思报告”的方式学习新知识，感觉效果很好。那么，能不能让学生在期末不考试，而是写一份关于这门课程的反思报告呢？

在脑海中出现这个念头的同时，张淑娟便不自觉地踏上了一条“教学创新”的道路。

就在张淑娟琢磨着怎么指导学生写反思报告时，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审核通过了《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在这份重量级文件中，明确提出“搭建校级教师发展平台，组织研修活动，开展教学研究与指导，推进教学改革与创新”。

在此之后，无论是张晓军还是张淑娟，都感觉自己的“同行者”开始变多了。

在政策影响下，那段时间，一些国内省份开始筹办针对省内高校的教学创新大赛。比如，2018年陕西省便组织了首届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由西北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9所头部高校组成的卓越大学联盟，也组织了第一届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

“特别是在国家的倡导下，各高校纷纷成立教师发展中心，西浦大赛终于找到了在各高校内的稳定‘对接点’。”张晓军说。

这些变化的背后，反映了国家以及高校自身对教师教学改革创新的日益重视。更重要的是，这份重视并没有仅仅表现在口头上。

2020年，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以下简称“国赛”）正式启动。两年后，西北民族大学化工学院教师贺媛获得了第二届比赛的二等奖。

“我拿奖以后，学校忽然发现，原来我们学校的老师也是可以拿到这种高水平教学比赛大奖的。”贺媛回忆说，凭借这项荣誉，她当年便被评为副教授，并成为西北民族大学历史上首位因教学比赛而获评的副教授。

同样的改变也发生在张淑娟身上。

2020年，张淑娟在西浦大赛上获得了二等奖。那时的她还处于“非升即走”阶段，由于担心科研项目级别不够，张淑娟找到相关领导，打探这项成绩是否可以“算数”，却始终没有等到明确的回复。“最后，他们给了我一个口头上的‘优秀’。”

两年后，不服输的她再次参赛，并凭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流程与测评”获得特等奖。一年后，南京工业大学便将“获得西浦大赛奖项”写进了校内职称评审的文件中。

那一年的教师节，一直自诩是“小透明”的张淑娟，竟然作为教师代表在全校教师大会上作了发言。要知道，此前她在学院级别的座谈会上都很少有发言机会，但如今，“学院书记告诉我，我们学院有两张‘名片’，其中一张名片是我”。

老师的老师

贺媛第一次参加西浦大赛是在2023年。那一年，她凭借对“高分子物理”课程的创新获得了三等奖。成绩不错，但她并不满意：“总觉得还可以更好一点。”

带着一份好胜心，她用另一门课“涂料及黏合剂化学”转年再战。这一次，她捧回了第九届西浦大赛特等奖。

“我的这门课程原本是传统的理论课，但我将其改造成一门‘实践课’——我们用一个学期的课程时间，让学生独立设计、制造出一种真实的涂料产品，在此过程中锻炼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创新创业、团队协作，乃至与其他人沟通、协调的能力。”贺媛说。

值得一提的是，贺媛参加这次比赛的课程和内容与她第一次参赛时完全不同。短时间内拿出两个获奖级别的教学创新项目，显然不是针对比赛仓促“应试”所能做到的。

“功夫在平时。”贺媛说，她最早开始做教学创新是在2018年，多年的积累才造就了她在西浦大赛上的“厚积薄发”。

在组织比赛的这几年，张晓军与全国高校数以万计的老师做过交流。在此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规律。

“那些教学创新做得好的老师，很多是已经做了多年教学创新的‘老老师’。”他说，有些老师甚至在参赛的10年前，就已经开始在教学领域进行探索。而这种探索的动力源头，几乎全部来自教师个体对于教学发自内心的热爱。

“这句话听起来有些‘虚’，但非常重要。”张晓军说。

让张晓军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叫刘红勇的老师。在成为教师前，她已经是四川省水利科学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水利水电总监。但出于对教学的热爱，她在不惑之年走上了西南石油大学的讲台。

2016年，在一次与某毕业生交谈时，刘红勇随口询问学生最近忙不忙，对方说“特别忙”。这名学生负责某项建设工程，最近由于设计系统误差造成的图纸“打架”，导致变更不断、承包商的索赔不断。这让他疲于应付。

有着多年工程经验的刘红勇马上意识到，这是工程项目内部不同专业口之间的协调出了问题，此类问题由来已久，归根结底是因为沟通和协调不畅。她随即想到，自己所在的学院有土木工程、建筑环境工程、测绘工程、工程管理等多个专业，而在实际工程中，所谓不同专业口之间的“打架”，所涉及的无非就是这些专业。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提前帮他们解决问题？”联想到毕业设计是学生本科四年结束时最后一次总结性的综合知识运用，刘红勇想是否可以拿出一个真实工程项目，将不同专业的学生聚到一起，以此锻炼他们的沟通、协同能力。

从那时起，刘红勇的“联合毕业设计”探索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便她已到了退休返聘的年龄，也仍未停止。

刘红勇之所以对教学有如此热情，一个重要原因是她的家庭和成长环境。

“我父亲是一位高中数学老师，直到80多岁时还在辅导学生。”刘红勇说，上小学时她就看到父亲义务给学生做课外辅导，“他很高兴学生能到他这里来”。也正是受此熏陶，刘红勇从小就将教师工作视为一份“美丽的工作”。

“我们发现，这些深爱教学的老师，往往都受到父辈或自己老师的影响。”张晓军说。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曹敏惠曾获得第四届西浦大赛二等奖。与张晓军的交流中，曹敏惠直言，在她的观念中，班级里不应该有任何一名学生是“差生”，所有学生都应该是好学生。之所以有这种观念，源于她上小学时便是一名“差生”，但当年的班主任并没有放弃她，而是一直辅导和鼓励她。

“他从来没有说我是个笨孩子，而是一次次把我带到办公室辅导，教我写字。直到今天，我都很感激他，如果不是他的话，可能我真的就成为一名差生了。” 曹敏惠说，也正是这位老师，给她带来了对于教学的一份天然的热情。

几乎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教授于桂兰身上。

高中时，于桂兰所在的班级英语水平整体都很差。中考时的百分英语试卷，于桂兰只考了3分。即便如此，她的高中英语老师也没有放弃她。

事实上，那段时间于桂兰都不想再坚持了，班主任也和英语老师商量要她放弃，“考个中专算了”。但那位刚刚参加工作的英语老师始终不答应，而是坚持认为于桂兰“应该再坚持一段时间”。

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于桂兰顺利通过高考，迈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门。

“在自己人生特别重要的转折点上，是老师救了我。”她说。

“这些故事背后，有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教师发展一定要认真思考‘教师的教师’的作用。”张晓军直言，很多老师之所以热爱教学，就是因为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曾遇到过热爱教学的老师。“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却能深刻影响老师们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进而使他们热爱教学、热爱教学创新。”

“功利化”与“程式化”

张晓军此次参加的“创新研讨会”是西浦与西北民族大学共同主办的。之所以选择与西北民族大学合作，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上届西浦大赛上，该校教师的表现着实亮眼。

“我们一共有两位老师参赛，我获得了特等奖，另一位老师获得了一等奖。”贺媛的语气中流露出一份骄傲。

事实上，上次贺媛在“国赛”上的获奖，对于西北民族大学整体的教学氛围都带来了很强的正面作用。校方也意识到，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特别是教学创新能力，既能提高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也能为学校带来荣誉，因此加大了对老师的鼓励力度。

比如，西北民族大学在最新的教师职称评定办法中，专门设立了纯教学型教授。“这意味着我们的老师可以完全不考虑科研，仅凭借教学成绩就能晋升职称。”贺媛说。

在张晓军的印象中，从5年前开始，国内单独设立教学岗位序列的高校明显多起来。很多老师凭借在西浦大赛上的优异成绩而获得了职称晋升。这当然是一个好现象，但在欣慰之余，张晓军表达了一些自己的担心。

“现在一些老师开始变得‘为创新而创新’。也就是说，一些老师进行教学创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学生，而是单纯为了拿奖、拿项目，进而为自己在待遇以及职称评定上加分。”

说得再直白些，当“教学创新”从一开始无人问津到目前广受关注，很多老师的教学创新行为也已经有“功利化”倾向了。

由于在教学创新方面成绩优异，张淑娟在“圈里”慢慢变得小有名气。于是，有些人会主动联系她，希望与她一起申报教改项目。出于“有个项目，就可以支撑他们将教学创新做下去”的朴素想法，张淑娟对此也很热情。但她发现，很多老师在拿到项目之后便“不管了”。

她忽然明白，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之所以找她合作拿教改项目，并非热爱教学，而是“仅仅想拿一个教改项目”。

与“功利化”相辅相成的，便是“程式化”。

从创办伊始，西浦大赛便始终坚持一个理念，即“通过教学创新，让学生受益”。正是秉持这样的理念，该赛事对于参赛教师的评价标准只有一个——其创新项目是否实打实地帮助到了学生。

“简单举例，很多老师参加西浦大赛的项目都与产教融合有关。有些老师说自己与企业合作，让学生做真实项目。最终，几名学生做出了很棒的项目，甚至给企业创造了价值。但对于这样的‘创新’，我们很难认可。”张晓军说。

他解释说，此类表述中没有涉及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实践体验，更没有谈及如果学生失败了该怎么办，毕竟大部分进行此类实践的学生都可能会失败。至于那几名“成功”的学生，即便没有类似实践项目，他们也许同样会成功。

“总之，他们没有真正说清楚，大部分学生是不是真的受益了，而这恰恰是我们最看重的。”张晓军说。

然而，目前国内的一些教学比赛似乎并没有那么“纯粹”。

采访中，记者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某位在西浦大赛上成绩优异的高校老师，却屡屡在本校组织的教学创新大赛上折戟，好不容易在校内比赛中拿到名次，被推荐到省里参赛，却在第一轮就惨遭淘汰。

面对如此不堪的参赛成绩，该教师只能寻求某些评审专家的指点和帮助。而当他看到专家给出的反馈时，整个人都惊呆了——专家告诉他：“你的课讲得很好，但很遗憾，你为什么没有在青年教师大赛上获奖？你的课为什么不是一流课程？你现在缺少的是这些‘硬通货’。”

一时间，这位老师无话可说。

永不沉默的微信群

尽管如此，依然有很多老师坚守教学创新的那份“初心”。

张晓军告诉《中国科学报》，教学创新是一件很“自我”的事情，因为每位老师遇到的教学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创新思考都不相同，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老师也会遇到重重阻力——与学校原有制度的冲突、学生们的不理解、同事的不配合，乃至由于工作压力增大而与家人产生矛盾，这些困难往往只能靠教师自己解决。

“从这个角度看，这些老师就像是一群从事教学创新的‘孤勇者’。”张晓军坦言，西浦大赛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这群“孤勇者”提供一个彼此认识、相互取暖的平台。

这一点，对于这些老师很重要。

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教授张磊磊2022年参加第八届西浦大赛并获得一等奖。在此之前，他已经从事教学创新多年。当被问及参加那次大赛有什么感受时，张磊磊脱口而出：“在这里，我有了一种做老师的幸福感。”

“当老师”是张磊磊从小的一个梦想，也是他多年钻研教学的动力。然而，他每次讲完课后，“觉得自己讲得挺好，很开心，但也仅限于此。别人未必知道你，在教学上遇到困难、烦恼时，更不知道应该找谁倾诉”。

直到他参加了西浦大赛。

实际上，一年一度的西浦大赛并非单纯的赛事，还有很多配套活动，除了每年多场的研讨会之外，位于同一地区的历年参赛者也会定期聚会，相互沟通教学心得，这项活动被称为“创新者说”。每个地区的“创新者说”活动会有一名固定的“召集人”，贺媛便是其中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活动中，张磊磊发现和自己一样醉心于教学创新的老师们还有这么多，这是让他觉得“幸福”的重要原因。

不久前，在参加“创新者说”活动时，张磊磊加入了一个有趣的微信群。

这个微信群是一些老师在参加第九届西浦大赛时建立的。彼时，贺媛刚获得那届比赛的特等奖，于是在活动结束后，她顺理成章地被几位刚认识的老师“宰”了一顿奶茶。就在那个不大的奶茶店里，彼此并不很熟悉的一群老师越聊越投机，一个微信群就这样建立起来。

“直到今天，那个群里也只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些老师我从未谋面。但你会发现，就是这样一个偶然建立的微信群，每天的交流信息都在100条以上，而且全部是‘有效信息’。”贺媛说，就在前两天，石家庄铁道大学的一位老师还在群里给他们“开小灶”，讲解怎么用人工智能上课。

这个永不沉默的微信群，让刚加入其中的张磊磊甚至有些不适应。“他告诉我：每天那么多信息，都不知道从哪里看起。”贺媛笑着说。

张磊磊和贺媛在此次“创新研讨会”上第一次见面，彼此间却没有任何陌生感。事实上，在这次“创新研讨会”上，彼此不熟却一见如故的老师还有很多，这让作为“组织方”的贺媛辛苦之余倍感兴奋。

“如今，看似有很多老师在进行教学创新，事实上，很多高校教师并不能接受这件事。”她告诉《中国科学报》，老师们更普遍的想法依然是“我的课上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改”。

“不能接受的老师大概有百分之六七十，我觉得这个比例并不算夸张。”她说。

正因如此，西浦大赛在为已经从事教学创新的老师们提供交流平台的同时，也在用各种方式扩大自身影响，将更多的老师吸引到这个群体中。

“至少我周围很多与西浦结缘的老师都在努力做一件事，就是用各种方式‘唤醒’更多的老师，让他们思考一下目前自己的授课方式是不是最合适的？是不是还可以动手改变点儿什么？这正是西浦大赛的魅力。一旦能唤醒更多老师，让他们做一点点改变，不管结果如何，都是一种进步。”贺媛说。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西交利物浦大学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