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如楠

“近年来，我国用水总量呈现缓慢下降趋势。”日前在第18届世界水资源大会专场会议“国家水网及南水北调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张建云指出，按照《中国水资源公报》统计，我国用水总量经历快速增长期、稳定增长期后，于2013年达到6183亿立方米峰值，之后维持在6100亿立方米左右，进入缓慢下降期。

但他强调：“不能因此就认为中国用水已经达峰。”

用水量为何出现“拐点”？

张建云表示，用水量出现“拐点”，与需求侧的严格管控、供给侧受到的约束密不可分。

“我国在2000年开始节水型社会建设；2011年开始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2016年开展水效领跑者行动。这些来自需求侧的严格管控有效提高了我国的用水效率，降低了用水需求。”张建云说。

他还指出，我国黄河、辽河、海河等流域地表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均超70%，淮河流域超50%，多数内陆河地表水开发利用率超80%，超过了正常开发利用极限。近60年来，黄河、海河流域水资源均减少150亿立方米左右。

“水资源的显著衰减，使北方一些地区陷入‘无水可用’的局面，分水指标一再下调，发展用水受到严重约束。在供给侧‘天花板’严重胁迫下，用水总量出现了下降。”张建云说。

此外，虚拟水进口不断增加也是引起我国用水量减少的重要因素。虚拟水是指生产商品和服务所耗费的水资源数量，是以“虚拟”形式包含在产品中的水，如1千克小麦约含1千克虚拟水。

张建云介绍说：“目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虚拟水进口国，2018年进口量达到 470亿立方米，占全球虚拟水贸易量的四分之一。虚拟水的长期大规模进口，致使我国用水格局发生变化。”

用水需求可能在2035至2040年间达峰

在报告中，张建云着重澄清了“需水”和“用水”的不同。他指出，需水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健康稳定所需要的理想水量规模。而实际用水量受多重因素影响，不仅与需求有关，还与区域水资源条件、工程保障能力、贸易结构等因素密切相关。

张建云指出，用水量受经济社会规模、生产水平、水资源供给约束三方面影响。其中，经济社会规模正向驱动用水量，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规模扩大，生活和生产用水增加；生产水平逆向驱动用水量，随着生产水平提高，伴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和生产效率提高，使得生产过程中用水效率提高，用水需求减少；水资源本底条件、政府调控策略和力度、对外贸易格局则影响着水资源的供给能力。

而对于用水量峰值，在水资源约束力度不同的地区，其决定因素也不同。“在无水资源约束地区，经济自然发展决定其用水峰值；弱水资源约束地区，经济发展、资源条件和工程能力联合作用决定用水峰值；强水资源约束地区，水资源承载资源上限（包括外调水）决定其用水峰值。”张建云介绍。

对主要发达国家用水达峰时的产业比重、人均GDP、城镇化率等经济产业特征进行分析后，张建云发现，我国目前尚不具备达到用水峰值的经济社会条件。

“拿产业比重来说，用水峰值出现时，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比重普遍小于5%，第二产业比重为30%至40%，第三产业比重全部在60%以上。而在2022年，我国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7.3%、39.9%和52.8%，与前者存在明显差异。”张建云解释说。

因此，他认为，中国用水达峰的具体条件和时间还需深入研究。“我赞同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赵勇的初步分析结果，在国家现有的工程规划体系下，用水需求峰值大概率出现在2035至2040年之间，峰值接近6500亿立方米。”张建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