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人员在进行正样光谱仪低温光校。 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供图

■本报记者 陈欢欢

打地铺，钻睡袋，睡行军床，几张凳子拼一拼，甚至直接睡到会议桌上……五花八门的住宿方式，只因为这里有他们放心不下的科学试验、耽误不起的型号任务、不能停下的临床试验。

今年3月中上旬，眼见疫情越来越严重，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一批科研人员主动住到了办公室。

这一住就到了6月1日。80多天的坚守，换来了一批科研成果喷涌而出。生活按下暂停键，但科研工作一直在冲锋。没有条件？那就创造条件去冲锋！

送颗卫星去酒泉

从上海通过公路运输一颗卫星到酒泉需要多长时间？

在疫情封控期间，来自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的一支小分队回答了这一问题：

74个小时！

通常，卫星都是通过专机专列运输，受疫情影响，空间新技术试验卫星不得已只能通过公路运送。由于每隔5小时必须停车进行一次安全检查，这一路走走停停，从5月7日7时至5月10日9时，在17次检查之后，卫星成功跨越3000公里，运抵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空间新技术试验卫星是一颗极具中科院特色的卫星，其目标是纯粹的新技术探索。其搭载了46.5纳米极紫外太阳成像仪、龙虾眼X射线望远镜、高能爆发探索者、寄生式红外感知相机等15个新型载荷，还将进行空间微振动抑制、展开式辐射器等卫星平台通用技术验证，为未来的空间探测及遥感应用奠定基础。

“创新创新再创新，是党和国家赋予我们的责任。”空间新技术试验卫星总师、科学卫星总体研究所第二党支部书记张晓峰告诉《中国科学报》。

为了卫星3月底能顺利出厂，张晓峰从3月14日起就在单位住下了。3月27日他回了一趟家，不料当晚突然接到全市封控通知，浦东将在第二天清晨率先封控。

“当时很着急，赶紧赶到单位，张永合所长也在，我们立刻打电话喊科研骨干过来，大家都是随叫随到。”张晓峰回忆道。

当天晚上，这支15人的留守团队就集结完毕了。后来，这支留守团队负责现场的仪器调试，其他居家人员则进行远程数据判读。

由于单位宿舍只有4张床位，大部分人只能睡在办公室。这也让他们形成了白天在实验室工作、晚上在办公室开会的习惯，经常讨论到深夜12点。

不过在张晓峰看来，居家办公的同事更辛苦，“在线工作、照顾孩子、抢购物资，常常一地鸡毛”。他也曾在早上6点帮家里抢过菜，试了几天只成功一次。

卫星出厂后，如何把人和卫星送到酒泉又成了一大难题。最终，研究所决定搭乘大巴车前往。考虑到疫情影响，17名试验队员一路在车上吃住，甚至准备了尿不湿，颠簸40多个小时后终于抵达酒泉。

目前，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共有30余位队员前后分三批来到酒泉，其中很多人要在这里工作到卫星发射成功。离家这么久，张晓峰说：“最感谢的是家属。”

张晓峰是1980年生人，团队的科研骨干多是“85后”“90后”。比如“85后”黄江江、贺俊旺一岗多能，在3月27日当晚第一批回到单位；“90后”刘鎏在居家期间远程指导现场人员进行相关装配确认，还保障了其他型号任务的远程测试；“90后”女航天人毕幸子、李天童因为载荷单位不能来到现场，承担了许多额外工作。

“说实话我挺佩服她们的，坐了46个小时的大巴后我感觉地都在晃动，但这两个女生毫无怨言。”张晓峰说，“我现在认识到，说年轻人吃不了苦，这完全是误解。我们这里的年轻人都有冲劲、有担当、敢攻关，具备‘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有惊无险的国产重器临床试验

6月1日，上海“重启”，但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张满洲还是不能回家。直到6月3日，他才长舒一口气。这一天，他和团队完成了我国首台国产质子治疗装置第一注册单元47名受试者的全部临床试验。此时的张满洲已经在瑞金医院肿瘤质子中心坚守了84天。

质子治疗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放疗技术之一。它的优势在于，质子束进入身体后会形成一个剂量高峰即布拉格峰，可对肿瘤“精准爆破”，峰值过后剂量急速下降，因此保护了正常组织，减轻了副作用。但这一技术目前只有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掌握，引进技术意味着患者必须承受高额治疗费用。

2012年，以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为研制项目法人，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瑞金医院等单位联合承担的上海市自主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重大项目——“首台国产质子治疗示范装置”正式立项开工建设。

张满洲介绍，质子治疗装置的旋转机架重达180吨，但在治疗时要将精度控制在小于1毫米，是名副其实的大型精密医疗装置，技术非常复杂。

十年攻关，曙光在即，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工作节奏。

3月12日嘉定封控之后，现场最少时只有4名工作人员，他们要同时进行临床治疗和旋转机架验收工作，每人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8小时。而根据临床试验要求，病人的正常治疗不能中断超过两天，否则自2021年11月开始的临床试验会前功尽弃。

“我们当时想着无论如何一定要撑过去。”张满洲告诉《中国科学报》。

4月全市封控之后，团队集合起10人小分队驻守瑞金医院，轮班分摊各项工作。不料，意外发生了——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治疗床出现故障，无法使用。更令人崩溃的是，当团队连夜联系上合作开发的韩国供应商时，却得知对方团队已经解散。临床试验再次面临失败的风险，大家一夜无眠。

供应商修不了，只能靠自己。团队成员判断故障是软件问题，便着手研究相关代码。直到第二天下午，他们意识到问题可能来自硬件，当即向上海光源的其他团队求助。所幸，一位PLC控制器专家通过视频连线，仅用两个小时就排查出损坏部件。

团队成员没高兴多久，麻烦又来了——备件库里并没有该部件的备件。就在张满洲准备让住在江苏的同事去购买再送来时，负责采购的同事查询到备件已经买好，并在封控前两天刚刚送达。现场的几人四处查找，最后在一张办公桌上找到一个没来得及拆开的快递，打开一看，正是这个“救命”的备件。

此时距离故障发生已经过去30个小时，大家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心情也终于平稳落地。

张满洲表示，除了发生故障的治疗床是由国外公司生产，后续其他治疗床已经实现了国产化。

如今，第一注册单元两个治疗室的临床试验已结束，距离拿到注册证、向患者开放又近了一步。“按照国际通用说法，每1000万人口就需要一台质子治疗装置，日本有接近20台。我们还要不断加速，让中国人早点用上质优价廉的国产装置。”张满洲说。

用行动战胜压力

3月23日，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星载高光谱团队负责人刘银年收拾起简单的行装，把家安到了办公室，几张木头椅子一拼就是他的卧榻。此时距离上海全市封控还有一周多。

这样强烈的忧患意识，源自刘银年长期从事航天载荷技术研究工作。他带领团队承担和主持过数十项国家重大项目红外/高光谱相机的研发工作。就在3月底，团队需要完成高分五号01A星高光谱相机正样产品研制，并交付卫星总体。刘银年清楚，这个节骨眼上，容不得半点差池。

高分五号01A星是2018年发射的高分五号的“姐妹星”。由于国家需求迫切，高分五号01A星研制周期由常规的两三年压缩到了18个月，高光谱相机的研制周期也被压缩了近一半。一年多来，研制团队争分夺秒，连春节也不休息，进入3月更是连夜奋战。

“面对这次前所未有的疫情封控，虽然大家严阵以待，但是心里难免压力很大。”刘银年告诉《中国科学报》，团队今年的研制任务已经饱和，年底需要交付3台发射载荷，完成2台在轨载荷的测试工作，还有5个国家重大项目即将结题或处于论证过程中……

对抗压力，只有依靠行动。团队另一位技术带头人孙德新，也提前1周住进了办公室；3月底上海进入全域静态管理后，团队中有31人主动申请留守单位；后来在研究所的有序安排下，又陆续有十多人返岗……

几十个人每天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核检……晚上，他们躺着讨论问题，没有了开会时的“正襟危坐”，许多思考和灵感在“卧谈会”中自然涌现出来。

朝夕相处也让大家对团队里“80后”“90后”“00后”们有了新认识：新升级为爸爸的刘国庆竟然会理发，成了大家的专用理发师；施亮等一群“90后”主动承担起打扫卫生和派送餐食等任务，连卫生死角都仔细清理；为保证工作不间断，负责电子学调测的十几个年轻人直接睡在工作现场，足不出楼……

刘银年说：“这两个多月，大家重新过上了集体生活，交流更多了，感情也更深了。虽然封控前期人数不够，但大家的凝聚力、战斗力却上了一个台阶，抢回了时间。”

据介绍，高分五号是我国对陆地观测中光谱分辨率最高的卫星，而高分五号01A星高光谱相机的光谱分辨率将进一步提升，多星组网之后，能更高频次、更“清晰”地观测水体污染、土壤养分、植被病虫害、温室气体点源排放和地下矿产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