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冯丽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然而，科技成果多但转化率不高，依旧是限制我国创新发展“加速跑”的一个现实问题。据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在30%左右，而发达国家则是60%至70%。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为什么低？“拦路虎”有哪些？如何突围？《中国科学报》就此采访了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

供需脱节 “短板”待补

“虽然我国干细胞领域年均申请超过1000件专利，仅次于美国，但这些专利申请人以高校和医疗科研机构为主，转化率极低，平均仅5%。”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蓝光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杨铿的议案得到很多专家的关注。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校长（武汉）王焰新院士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高校是创新成果的主要来源，是科研成果转化的中坚力量。但因为产学研深度合作的信息交流机制不畅通，很多高校的先进知识只能“躺在书本里”，没能很好地转化为生产力。

据统计，截至2020年底，我国（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有效量为221.3万件，其中42所“双一流”大学拥有的发明专利超过25万件。但我国高校专利的总体转化率仅为10%左右。

事实上，在成果转化方面，我国不乏优秀案例可循。

作为“中国制造”的一张名片，我国智能铁路的关键技术国产化已经达到90%以上。这背后有什么秘诀呢？

“这个行当最强调的就是产学研合作，使得成果转化效率大幅提升。”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向《中国科学报》表示，在成果转化中，每一个技术都有应用场景，相关应用基础研究需与中车、华为、中铁等工程和设备供应商紧密衔接。

“成果转化有很多种方法和途径，比如买卖发明专利也是一种方法。但如果不能跟行业形成一个紧密、系统的衔接，就很难成功。”这是钟章队的切身感受，从事相关工作30多年，他跟企业形成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科学家掌握前沿理论，工程师了解行业痛点，这种研发团队模式优势互补，可以避免研发和市场脱节，确保科研成果接地气、能落地，打通科研成果走向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全国政协委员、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义光在会上表示。

会上，多位企业家还建议，探索由国家统筹协调的模式，使产业需求和科研攻关实现精准对接。

“建议采用‘产业链出题、政府助题、实验室答题’的模式，融合创新力量，开展联合攻关。”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首农食品集团知联会会长唐俊杰在会上表示。

对此，杨铿也建议成立服务干细胞全产业链的国家级促进平台，构建核心“专利技术池”，着力于关键技术攻关和上中下游产业转化，有效促进干细胞产业链发展。

人才队伍需激励，也需规范

“找一个专家很容易，找一个行家很难。”这是一位铁路研究领域的前辈曾对钟章队说过的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成果转化相关人才的缺乏。

在钟章队看来，工程领域的成果应用要靠市场行为、经过招投标和实践检验来实现。“要‘懂行’，知道理论和技术怎么应用。”他说。

但他表示，目前产学研合作和成果转化方面的人才与基础研究方面的人才相比受重视程度仍然不够，相关人才激励机制仍需尽快完善。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要坚持应用引领与问题导向，加强基础研究能力建设与工程领域的融合；还要尊重人才，避免内耗，积极营造有利于人才聚集的科研环境。”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李陟在会上说。

“高校就是科技创新的‘苗圃’，有很多高质量的‘种子’。高校的功能就是尽可能地培育好这些种子，根据不同的需求，让其成长为参天大树，然后把它们投入到市场，让更多人看到其价值。”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印杰说。

他认为，这需要高校建立一支专业化的研发队伍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管理队伍，同时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推动高校的科技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事实上，为促进成果转化，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出建立技术经理人队伍。但全国政协委员、西安艾尔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正国在工作中发现，当前技术经理人队伍存在迅速扩张和粗放式发展的问题，急需进行规范和管理，他建议成立“中国技术经理人协会”，建立行业自律规则、行业准入标准、职业培训与继续教育体系。

落地成果为何成“备胎”？

在日常的采访中，记者也曾遇到一些尴尬的案例，一些科技成果已经产业化了，但遗憾的是只能作为国外相关产品的“备胎”。转化的成果“不好用”“不敢用”是制约自主创新成果真正投入应用的一个因素。

全国人大代表、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俞章法就在调研中发现，尽管我国一大批大型高端装备实现了自主研制，但首台或首套重大技术装备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用户不敢用”的难题。

“好不容易闯过‘技术关’，却在‘市场关’卡住了。”他建议，出台中试基地建设的指导性政策，加大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力度，鼓励推动科技成果中试工作。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晨光生物董事长卢庆国的一个主要建议也是关于高水平中试基地的。“一般实验室取得的科研成果，通过中试条件放大试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完善方案，才能进一步应用到大生产上。”他说，现实中我国科研成果转化普遍存在重实验室建设、重生产、轻中试的现象，致使中试环节薄弱、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低、科技成果转化成本高。

“中试服务平台作为技术创新的载体，是实践技术、工艺商业化的必经过程，也是创新成果向生产领域转移的重要抓手。”全国政协委员、中关村智造大街CEO程静建议，创建以中试服务行业规则机制为衔接的开放制度新格局。

无疑，面对产业链、人才和中试平台等方面的限制因素，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加速跑”，仍需一 一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