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朱拉隆功大学官网

■赵硕 丁仁仑

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伴随着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高校“严进宽出”的人才培养模式受到了更多诟病，有关部门也在持续提升高校毕业生的毕业门槛。相应的，过去一年也频频有高校清退在校学生的新闻见诸媒体。

然而，尽管高校与有关部门对于“严出”越来越重视，但至少在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模式依然没有改变，由此带来的毕业生就业能力不足等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这方面，泰国高等教育的“宽进严出”培养模式值得我们借鉴。

作为亚洲新兴的高等教育发展市场，近年来，泰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正在持续提升，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泰国高等教育在东南亚地区发展迅速。目前，泰国各高校学生人数占同龄人数的40％，略低于我国的50%。在2020—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泰国共有8所大学入围世界前1000位，其中排名最高的为朱拉隆功大学，位居QS世界排名的第208位。

对于泰国高等教育改革而言，2005年可以作为一个“分界点”——从上世纪60年代至上世纪末，泰国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高考录取机制，高考一年一次，分为自然科学和文科两大类。1999—2005年间，泰国高等教育进行了一次改革。在此次改革中，泰国教育部与全国高校校长联席会议决定，自2006年起，全国取消高考制度。在此之后，泰国大学硕博士招生制度也于2018年进行改革，采取TCAS录取制度，即通过教育经历、科研成果、获奖奖项等进行的申请审核制，但在毕业环节以“T”字形人才培养为标准，即综合知识能力下的专业技能和个性化创新发展。

由此，泰国高等教育形成了“宽进严出”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泰国大学重点发展了工商管理、金融、农业、旅游服务业、教育业、文学艺术、公共卫生健康和医学等学科专业，使得这些重点专业的教学日臻完善。近10年来，泰国相关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后，大多选择在本国或东盟地区国家跨国企业就业，就业率持续提升，这也说明改革后泰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得到了国际的认可。

同时，泰国大学在经历了此次改革后，也开始进入内涵式发展方向。

目前，高质量专门人才，特别是尖端人力的培养是泰国高校面对的最大难题。为推进高质量人才培养，泰国教育部一方面通过留学资助的方式，培养了几万名学有所成的研究生回国效力，同时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本国高校与国外大学进行多层次、多领域的教学科研合作。

另一方面，改革后的泰国大学持续增加本硕博招生人数，高等教育体系实现了规模扩张和入学率的快速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宽进严出”模式保障了泰国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也实现了该国高等教育的普及与个性化发展，使其成为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中心。

中泰两国同为亚洲邻国，而且当下两国的高等教育都面临对外国际化和对内内涵化发展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泰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变革也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借鉴。

首先，泰国大学实行的“宽进严出”制度是与其国际化进程相匹配的。在“宽进严出”的原则下，国内外学生只要获得相应文凭并通过国际认可的英语水平考试即可申请留学。由此，泰国高校吸引了大量亚洲地区留学生来泰留学。而为了适应这种国际化的要求，泰国大学专业教学的一大特点是专业课的多语种授课，如朱拉隆功大学专业课开设有泰语、英语、中文、韩语等不同语种的授课形式。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国际化，而且目前国内高校的部分硕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也实施了申请审核制为主的“宽进严出”录取招生。这种与国际接轨的方式无疑是值得鼓励的，但“宽进严出”模式除了学生论文质量的高标准要求外，专业课的授课语种还需考虑不同语种的专业课授课形式，如经济类、金融类和法学专业的英语、法语等通用语种教学，临近东盟地区的缅甸语、泰语专业教学，东北地区的韩语、日语专业教学等，以吸引国际留学生来华留学，同时可以增加我国高等教育文化传播的国际化渠道。

其次，“宽进严出”的模式既对学生的学习效果提出要求（即不能“混文凭”），同时也对大学的教育方式、方法提出了新要求。以泰国大学英语学科教学的模式为例，在专业教学中，其采用英语媒介教学（EMI）或语言与学科融合的“CLIL教学模式”。学生入学后，需要定期进行英语能力测试，并先修一学期的语言课程或者提供最新的雅思托福成绩等。

与泰国大学类似，我国高校实行的也是学分制。同时，我国高校还要求学生在本科四年或硕士二年、博士一年内修完规定学分，不鼓励学生集中突击修学分，限制每个学期选修课程数量，并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科研意识，促进学生体验教育过程，提升文献阅读能力为重要目的。

当下，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已经进入了内涵式发展阶段，但目前“学分制”下的教育模式和考核评估还不够多样化。未来，我们在对“宽进严出”模式进行探索的过程中，还需要在对学生严格要求的同时，提升学生个性化体验，加强学生的文献阅读与解题能力，将大学教育的静态学习转变为动态学习与体验学习模式，使“宽进严出”模式与学分制和提升学生文献阅读能力接轨。

再次，相比泰国大学硕博士教育20%左右的淘汰率，我国高校硕博士人才培养的淘汰率明显偏低。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逐渐施行申请审核制的硕博士招生改革，“宽进”后的“严出”成为改革关键。国内外实践也证明，淘汰机制更能激发研究生的竞争意识和创新研究，这是我国高校实施“严出”最为核心的评价机制。而有效的“严出”措施需要全方位的科学管理，如强化学术论文中期考核、调研报告、作业测评、阶段性测试等过程性考核比重，提升硕博士核心课程的评价标准，实行教考分离，由第三方评价机构进行盲评和质量把关，不断完善“宽进严出”培养模式。

最后，泰国“宽进严出”模式下，高等教育的层次化特征非常明显，其发展过程始终保持了精英化与大众化的同步功能，其大众化教育与精英化教育同步发展的理念亦值得我们思考。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教育时代，高等教育的使命在于驱动创新型国家的发展。因此，在后疫情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在促进大众化发展的同时，还需提升精英化教育功能，为我国成为创新型国家培养顶尖人才，以应对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我国在高等教育数量上已经总体达到目标，但在质量上却远远不够。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数量上，更应该从质量上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实现服务社会的“T”字形人才培养目标，也就是大众化教育下的精英化教育与硕博士人才的个性化发展。

（作者分别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