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文明的伦理基础》，段伟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定价：78元

从本质上讲，信息文明试图建构敏锐而有力的社会神经系统，智能文明试图在此基础上加上强大的反馈运动系统。

旧时代的知识世界是理想化的世界，人类满足于在概念中应付世界；而新时代的无知世界是真实的世界，人类用大数据、全数据、长数据来替换物理世界。

结果却如苏格拉底早已指出的：知道得越多，必定未知更多。

■刘永谋

《信息文明的伦理基础》一书快结尾的时候，作者段伟文写道：“耐人寻味的是，智能化时代人类最需要的不再是知识论而是无知学，即人们迫切需要了解的是怎样在无知的情况下作出恰当的决策。”这句话提纲挈领地总结了信息时代人的命运和行动的根本特征：无知。

在某种意义上说，知识面向的是过去：当某人、某物或某事成其之所是，才能谈论知道它们的“什么”。比如评论曹操是枭雄，或者认定地球上的重力加速度是9.8米/秒2，必须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一旦转向未来，无知就会包围着我们。

所有对未来的想法都是从过去推断未来，其中关键在于：未来与过去仍旧相同，或者说，世界是有规律的。但是，规律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信仰，无法得到科学证明，比如9.8米/秒2重力加速度在未来可能变化。即使万有引力定律的非时间性，严格地说也不能完全确定，世界演化到新阶段时，它存在崩溃的可能性。

当人们欢呼信息社会到来，绝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自己迎接的是一个全新的无知文明。

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1969年作为互联网基础的阿帕网建成。之后，赛博空间和电子信息暴涨，表面上知晓很多闻所未闻的“奇怪”知识，却发现它们对我们如何行动或选择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帮助。到智能革命方兴未艾之时，人类手足无措的处境已更加凸显：我们甚至不知道机器人会不会灭绝人类，同时又被技术—资本的强大逻辑推动着向“无知之境”狂奔。

实际上，不光AI技术，其他新科技如纳米科技、基因工程和人体增强等，都带有强烈的未知性。如前面所说，以往知识的目标是解释和理解过去，用来“知道”什么，现在知识的目标是预测和控制未来，用来“治理”什么。

当代新科技使得整个社会日益深度科技化，正如工业革命以来不能容忍作为荒野的自然，人类今日不再能容忍偶然和无规律的社会。显然，消除对社会的未知，最好的办法是设计和规划社会，包括设计和规划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个体。

吊诡的是，对无知的痛恨没有消灭它，相反使得无知疯长。

从本质上讲，信息文明试图建构敏锐而有力的社会神经系统，智能文明试图在此基础上加上强大的反馈运动系统。旧时代的知识世界是理想化的世界，人类满足于在概念中应付世界；而新时代的无知世界是真实的世界，人类用大数据、全数据、长数据来替换物理世界。结果却如苏格拉底早已指出的：知道得越多，必定未知更多。

“无知的世界”便是《信息文明的伦理基础》尝试仔细描述的、我们身处其中的当代社会历史境遇，亦可称之为“数字幻术”的世界：“数据对人的行为的绝对理解是一种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幻术，巨量的大数据实验所捕捉到的不是鲜活的人类生活，而是由‘数据废气’构造的世界的僵尸版本。”

段伟文首先追溯信息网络空间的缘起，并归结出它的三个基本向度：对象性、意向性和交互性。

就对象性而言，网络世界已经成为海德格尔笔下笼罩一切的“座架”，万事万物都被编码为波普尔所称的“世界3”，即客观知识的世界，最终成为虚拟资本主义的新边疆。

就意向性而言，网络世界不仅仅是容纳野蛮生长的信息之巨大容器，而且成为“一种生长性的人（此在）的意向空间”。

就交互性而言，段伟文总结人们在赛博空间“共在”的三个特点：复制，在网上对原本与复本的区分意义不大；虚拟，所有网上在场都是虚拟的；出位，大家既在网上又不在网上，在线和离线不过在一念之间。

接着，本书分析网络空间中的两个基本理论问题，即网络空间的知识权力结构，以及个人在网上的生存状况。

网络的知识权力结构可以总结为一种动态的双螺旋构造，即相互作用的“技术螺旋”与“市场螺旋”。

在双螺旋运动中，网络知识权力空间得以急速扩展，个体在其中面对着异化和沉沦的巨大风险，比如权力宰制、自我幻象、数码焦虑、虚实莫辨和信息沉溺等等。

在书的后面部分，段伟文集中对虚拟现实、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进行专门论述，讨论它们面对的伦理问题和应对问题时可能采取的伦理策略。

其中，不仅涉及虚拟现实对人的心智和行为的深层效应与不同场景中的伦理构建、大数据与社会实在的能动性构建等具体问题的探讨，还对世界的数据化表象、大数据时代的知识发现与社会实在的构建等进行了哲学追问。

书中对作为当前人工智能热潮的主流的数据智能发展中的价值冲突与伦理调适进行了不无深刻的阐述，特别是有关“一切皆被记录、人人都被分析”的数据解析社会及其伦理策略与智慧的讨论颇具启发性。

作者认为，信息伦理的主旨是“克服由信息资源占有的不对称所可能导致的负面效应，同时使信息行动者在信息生态共生中获得更大的福祉”，因而信息伦理机制构建的主要环节是“从信息生态的整体视角出发，寻求信息权力的合理分配机制”。

由此，信息伦理的实现机制不可能基于单一的原则规范体系，而需要经由自我伦理、群体协商和算法权力等信息权力的伦理审计等得以落实。

概言之，信息文明的伦理构建无法一劳永逸，而是不断处于变化、调适和再平衡的动态发展之中。

因此，在段伟文看来，这将是一场无休无止的缠斗或争胜，此即他所谓的“伦理反射弧”的实质。缠斗不是敌对，是非对抗性的。以信息平等为核心的网络伦理秩序，总是充斥着权力实践和反权力的挑战，权力与反权力不可根除，无时无刻不弥散于赛博空间的每一个角落。缠斗的双方并非敌人，而是争胜的对手，一边缠斗又一边承认大家属于共同的赛博联合体。

在我看来，缠斗是介于过去与未来、已知与未知之间的“当下”的必然选择。活在当下，乃是活在“半懂不懂”或者“不懂装懂”之中。我们转向未来，但无知学尚未建立，只能是适度有节制的缠斗：既不甘于过去拘泥现状，又不愿意未来陷入残忍甚至毁灭。所以，缠斗本质上是一种审慎生活或生存之创造。

说实话，“伦理反射弧”这一概念并不能让人满意，但是考虑到创造之复杂和困难，很难给出更为详细的理论刻画，可以暂且接受作者的这种说法。

网络空间存在沦为“僵尸世界”的风险，可以批评数据主义、算法权力和“控制革命”，但无论如何，赛博空间中的创造活动时时都在发生，人人都在参与，并且永远不会停息。换言之，不能否认，网络空间是当代世界最有生命力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