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戎装图

万国鼠疫研究会会场（中间主持会议者为伍连德，其左边是北里柴三郎）

伍连德（1879—1960）

公共卫生学家、中国现代医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现代检疫与防疫事业的先驱。祖籍广东新宁（今广东台山），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毕业于剑桥大学，获医学博士。1907年回国，任陆军军医学堂帮办。1910年末临危受命，负责组织扑灭在东北暴发的肺鼠疫大流行。1911年4月，在沈阳主持召开中国近代第一次国际大型学术会议“万国鼠疫研究会”，“肺鼠疫”概念获得国际医学界的认同和赞赏。1912年后，领导东三省防疫总处，建立地区防疫网络，多次组织扑灭东北、上海等地暴发的鼠疫、霍乱疫情。1930年主持成立全国海港检疫事务处，将海港检疫权逐渐收回国人手中。1915年，与颜福庆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担任第二任会长，并创刊《中华医学杂志》，任总编辑。参与发起创建了中华麻风救济会、中国防痨协会、中国公共卫生学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医史学会等十多个科学团体。著有《论肺鼠疫》《中国医史》（与王吉民合著）等。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系列报道263

■徐丁丁

“万国”盛会 声名远扬

在疫情逐渐好转的同时，为了探讨此次鼠疫疫情、总结抗疫经验，同时强调中国在此次抗疫中的主导者地位，1911年2月20日，清廷下旨，定于4月3日起在奉天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着东三省总督会同外务部，妥速布置”，并派遣施肇基前往办理会务。

经施肇基安排，伍连德先行前往奉天，负责会议的前期筹备。

万国鼠疫研究会是近代中国首次举办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共有来自11个国家的34位正式代表参加，会议语言为中、英、俄、法四种。伍连德被推举为大会主席，日本细菌学家、鼠疫杆菌的联合发现者北里柴三郎担任副主席。奉天地方的司、道人员和各国领事列席会议。

作为会议的东道主和身处抗疫前线的最高行政长官，东三省总督锡良对此次运用西方医学方法获得抗疫最终胜利的过程印象深刻，他在开幕词中表示，“倘使已减之疫灰，不幸而有复燃之日，一切防卫上，获此度之经验，及负海内众重望之诸君子研究，后当愈有把握，决非此次之仓促设备者可比”。可以说，锡良的信心，正是建立在伍连德主持的抗疫事务的成功基础上，而他本人也对先前拒绝梅聂的要求、将抗疫指挥权坚持交给伍连德而倍感欣慰。

4月4日上午，伍连德作主席报告，介绍了此次鼠疫的类型、发生的原因和时间、传播方式和路线等重要信息，以及隔离措施、实行火葬等关键经验。自鼠疫杆菌发现后，医学界对腺鼠疫的疾病模型和防治方法已比较熟悉，但面对以肺鼠疫为主的大规模疫情，这还是第一次。

在会上，伍连德所提出的经过空气传播的肺鼠疫理论得到参会者的认同。中国医官全绍清根据满洲里、哈尔滨等地的调查报告，认为疫源地位于满洲里附近，而旱獭则是本次疫情的传染源。英国医生皮特里也通过实验证明，旱獭身上的跳蚤可以传播腺鼠疫，并能发展成为肺鼠疫。

基于此，伍连德所采取的抗疫措施也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俄国医生扎巴罗尼表示，“本医官等或曾习传染病理，或究心霉菌科学，唯于肺炎、败血百斯笃（即肺鼠疫和败血症鼠疫）二症，向少经验。然深信前此六月中，各项防疫章程，颇足为后来师法”。

万国鼠疫研究会历时26天，共达成45项决议，对此次鼠疫的病名、种类、流行病学史、病原体传播途径和生存能力、治疗方法、防疫和预防措施等进行了全面总结。会后，北里柴三郎向报界表示，这次会议“不但为远东未曾有之盛举，亦系世界学术界未曾有之现象。而中国医术界因这获受裨益者亦匪浅，世界学术上之效果诚为莫大”。

伍连德一举成名，成为国际知名的鼠疫专家。

会议结束后，1911年5月，伍连德应命进京。他先被授予陆军协参领（相当于少校），随后又被赐“医科进士”出身，授二等双龙勋章。俄国、法国也都给伍连德颁发了勋章和奖牌。他婉拒了内务部尚书、肃亲王善耆邀请他执掌卫生司的建议，在保留陆军军医学堂帮办的职务后，再次返回东北。当年7月，他继续在东北以及西伯利亚一带深入调查东北疫病的疫源等问题，完成了《旱獭与瘟疫之关系的考查》一文，1913年8月在伦敦国际医学大会宣读，该文后来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

1924年，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伍连德远赴美国，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公共卫生学，次年获公共卫生硕士学位。1926年，他所著的《论肺鼠疫》一书由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印行出版。

1935年，伍连德以其在肺鼠疫方面的贡献，获得当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成为第一个得此殊荣的华人。

创建体系 功不可没

在万国鼠疫研究会上，与会各国代表提出：为防止类似大规模疫情的暴发，应该在东北地区建立常设性的防疫机构。这一建议为清政府接受，在哈尔滨设立防疫事务处，伍连德被任命为总办。1912年，东三省防疫处正式成立，接着陆续在哈尔滨、三姓（今依兰县）、大黑河（今黑河市）、拉哈苏苏（今同江市）四地开设检疫医院，1919年又在营口开设防疫医院，平时应诊、疫时防治，初步建立起近代中国第一个防疫医务体系。

1919年8月，哈尔滨流行霍乱。伍连德迅速集结各方力量，成立了防霍乱委员会，数年间建立的防疫体系开始发挥作用。这次疫情中，哈尔滨医院全力以赴，收治患者1962名，死亡率14%；新建的哈尔滨霍乱病院，死亡率18%。而同期英国最先进的医院里，霍乱病人死亡率则为21%。

东三省防疫处的建立，主要是为了预防可能再次出现的鼠疫。1920年12月，东北地区两大旱獭皮毛集散地之一的海拉尔（今属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报告出现鼠疫病例。9名隔离观察人员逃跑，其中数人逃至附近的扎赉诺尔矿区。该矿区由苏俄管理，但中国矿工居住的窝棚为不通风的半地下式结构，几十人拥挤一处，导致鼠疫在劳工中迅速传染，并很快蔓延到几十公里外的满洲里，酿成1920—1921年东北鼠疫的发端。

相比于十年前，此时的哈尔滨有近30万人口，其中包括苏俄居民十万人、日本居民4000人。针对海拉尔的疫情报告，12月19日，伍连德在哈尔滨迅速成立由中国官商代表组成的鼠疫防治委员会，两天后又成立了中外合作的国际委员会。

1921年1月22日，哈尔滨出现了第一个输入性病例，委员会迅速采取封闭交通、分区检疫等措施。他们把哈尔滨分为5个片区，每个区都有警察队、看护、检查员、卫生服务人员和消毒队。凡发现病人，立即送往医院进行细菌学检查；发现死者，立即运往停尸场集中火化。在哈尔滨周围的新城、埠头和傅家甸的铁道支线上，则停留着60节车厢用来进行收容隔离。

这次伍连德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人们普遍存在隔离的恐慌和躲避感染的侥幸心理。在哈尔滨，由于害怕被送往隔离车厢，当身边的鼠疫病人还活着时，人们通常隐匿而不愿报告，待感染者死亡后，则悄悄将其丢弃街头，造成巨大的潜在风险。而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病人入院后无法治愈，当时被确诊的1312名鼠疫感染者全部死亡，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加上铁路管制、公共活动受限，人们的不满情绪一再发酵，不仅出现辱骂、殴打医护人员的现象，还有人冲击隔离点，放走接触者，并追打负责人。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庸医借机敛财，声称能治愈鼠疫，结果只是徒耗为数不多的防疫经费而已。

在伍连德看来，北洋军阀割据的年代，地方政府的动员能力和管制水平远不如末年的清政府。但他深知，控制疫情又必须由当局和民众齐心合作。

为了消除流言，伍连德决定采取公开疫情、积极主动的宣传策略。令他感到欣慰的是，遭受着恶意攻击、冒着巨大感染风险的防疫人员和医护人员始终坚守岗位、无人离开。他们赶制了数千张传单，并出版防疫日报，在报上刊登疫情消息、防疫措施和相关的卫生知识。防疫总处的人员还尽可能出去为公众讲解，回答民众提出的问题。

所幸，在诸多措施的共同作用下，4月上旬，死亡人数开始下降，到5月中旬归零。在持续了4个月的疫情中，哈尔滨总共死亡3125人。在中国东北和苏俄的东西伯利亚地区，患病死亡人数总计为9300余人。与十年前6万余人死亡的惨痛数字相比较，伍连德领导下的防疫体系功不可没。

1926年春，霍乱在东南亚地区流行，并很快波及亚洲其他地区。5月中旬，作为远东地区最繁忙港口的上海出现输入性病例。但直到6月初，上海租界工部局才宣布出现霍乱的消息。由于防控不力，到8月份，不仅上海已经累计了两万多个病例，疫情还在长江沿线的主要城市暴发，并往南蔓延至东南和华南的福州、厦门、广州等主要港口城市，往北至日本、韩国。

得知疫情后，伍连德在哈尔滨迅速采取防疫措施。一方面，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和几次疫情的考验，他所领导的防疫体系在哈尔滨民众心中已经有了很高的信任度，防疫总处进行的疫情宣传教育也更加容易推行，病人和家属自愿配合，得以早报告、早治疗。另一方面，中方医院的治疗效果也令人欣慰。由于准备充分，医护人员训练有素、日夜工作，传染病房能迅速收治来院的霍乱病人，马上给予及时治疗，为霍乱病人抢得了宝贵的窗口期。中方管理的哈尔滨滨江医院不仅收治病人多，死亡率（17.3%）也大大低于苏俄管理的另外两所医院（34.5%、54.5%）。

也正是在这次疫情中，伍连德长期的助手、此时担任滨江医院总医官的林家瑞提出办一所医学校，为医务事业培养后备力量，特别是急需的检疫、防疫人才。伍连德接受了这一建议，很快便以滨江医院为基础，创办了滨江医学专门学校。伍连德担任第一任校长，聘请多位中外教师，于当年9月8日正式开学。次年该校更名为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这就是今天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

收回主权 与时并进

在建设东三省防疫处的同时，伍连德对收回海港检疫权的问题日益重视。他深知，在人员和货物流动极大的港口，阻止病原从这里输入和输出，同样是防疫体系中的关键环节。

然而，自1873年以来，中国的海港检疫长期附属于外国人主导的海关，而海关所在地的各国领事，对这一事务又有极大的干预权限。包括修订章程、对疫港疫区的确认、宣布和撤销、聘用检疫医官等要害问题，均需海关和领事团共同决定；对悬挂外国国旗的轮船，如果没有该国领事许可，检疫医官无法照章检查；如果出现违反检疫规定的情况，也必须交给所属各国领事查处，中国当局无权处理。而为了保护本国贸易，外国领事又往往滥用权力，造成疫情消息传递缓慢。这对疫情防控和国家主权而言，都是极大的妨害。

伍连德曾多次察访安东（今丹东）、营口等地的检疫所，并亲自参与营口海港检疫所的规划和建设，十分清楚海港检疫事务中的要害。然而，即便营口、安东的检疫事务由东三省防疫处予以技术指导，其管辖权仍然掌握在当地海关手中。

1924年，伍连德受政府派遣前往檀香山参加太平洋食品保藏会议时，就向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呼吁，支持中国收回海港检疫权、由中国人担任检疫医官等。1927年他出席在香港举行的博医会和中华医学会联合会议时，再次呼吁应当由中国人自己办检疫的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伍连德上书表示，海港检疫是“国家之要政，若归外人包办，有害民主，大失国体”，“当与时并进，为不容缓之要图也”。

1929年11月，应南京国民政府请求，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派遣一个三人调查团来到中国，考察公共卫生和海港检疫等情况，伍连德、金宝善、蔡鸿代表政府方面陪同。调查团考察了南京、上海、青岛、大连、厦门、广州、香港等十余个主要港口和城市，提出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将协助中国改组中国的海港检疫，并与设在新加坡的远东卫生局合作、互报疫情。

1930年7月1日，国民政府卫生部在上海设立了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以下简称管理处），下设总务、检疫、熏船、医务四科，伍连德被任命为监督，兼任总务科长，管理全国卫生检疫事务。

上海是中国第一通商大港，驻有20个外国领事团体和大量外国贸易公司，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枢纽。上海的外国领事团和海关不愿放弃检疫主办权，提出不改变检疫章程、吴淞港口检疫事务仍由领事团主持、检疫收支由海关管理、管理处需偿还历年债务等条件。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伍连德据理力争，最终收回了上海海港的检疫权，成立上海海港检疫所。

从1931年1月起，管理处陆续收回了厦门、汕头、营口、安东等地的港口检疫权。厦门海港检疫所成立不久，即通过检疫隔离收治了来港船上的天花病人，避免了疫情的传播；随后又通过管理处的统筹安排，从东三省防疫处购得大批血清，用以防治当地出现的鼠疫，不久将其平息，使检疫所在厦门威信大增。

1932年，管理处一鼓作气，又收回了天津、秦皇岛、大沽等地的检疫权，总体上结束了中国海港检疫由海关外国医官或其他港务、警务以及地方卫生部门承办、兼办而导致各自为政、业务混乱的局面。

在管理处成立前夕，国民政府卫生部颁布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海港检疫章程》和《进口船舶检疫规则与熏船规则》。在章程中，伍连德把“防止人和动物各种传染病的传入和传出”定为管理处的宗旨，尔后又在不同的讲话中提出“国际海港卫生”“港口卫生”等新的概念，把检疫工作的范围延伸到对港区鼠蚤的监测、船舶卫生、港区卫生等，大大丰富了海港检疫的内涵。

命途多舛 壮志难酬

作为蜚声中外的医学家，伍连德为推动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防疫事业之外，他是中华医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和第二任会长，《中华医学杂志》的创刊人、总编辑，北平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发起人和第一任院长；他和王吉民合著完成数十万字的《中国医史》，是第一部用英文全面阐述中国医学历史成就的巨著；他还参与发起和创建了中国公共卫生学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医史学会等十多个学术团体。

1907年，伍连德接到邀请决定回到祖国时不过28岁，意气风发。作为一位公共卫生学家和医学家，时代的变动给他提供了一展所学的机会，使他建功立业、名垂青史。梁启超曾评价说：“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然而，也正是时代的暗弱和昏乱，无法保护他含辛茹苦开创的事业，让他奔波半生、壮志难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耗费20年心血建设的东北防疫体系被日本人占据，伍连德本人也在长春被日本宪兵扣留两天。随后的“一·二八”事变，刚建立不久的吴淞检疫站毁于战火，使上海的检疫工作瘫痪数月，伍连德率领同僚组成救护队，亲自参与战地救护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中国丢失了几乎所有的海口，海港检疫业务全面停顿。不幸的是，夫人黄淑琼也因病去世。对于一个58岁的老人来说，数十年事业付诸东流，其打击之大可想而知。

在祖国工作了近30年后，1937年，伍连德选择回到马来亚，在怡保开设了私人诊所，重新当一名普通医生。他不愿出任政府公职，但仍然热衷于改良公众卫生，为贫苦工人、农民改善医疗卫生条件而奔走。

1960年1月，81岁高龄的伍连德在故乡槟榔屿溘然长逝。就在前一年，他出版了个人传记《鼠疫斗士——一个现代中国医生的自传》。在序文中，他深情地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的感情和对未来的期望：“我奉献了人生最美好的三十年给旧中国，从清朝的末期，到民国的建立，到国民政府的倒台，往事仍记忆犹新。我希望强盛的新中国政府，能给这个有着四五千年辉煌和兴衰历史的伟大国家带来持久的欢乐和繁荣。”

（作者系深圳大学医学部医学人文中心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