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美]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

无论是在动物驯化中出现的天花，还是突然闯入的鼠疫或其他疾病，那些曾深刻改变过历史走向的传染病都与动物有关，而如何与动物和平相处共享地球，这该是我们每个人终生都要学习的功课。

■吴燕

贾雷德·戴蒙德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他的著作近年在国内引进出版甚多，比如《崩溃》《第三种黑猩猩》《昨日之前的世界》等，几乎每一本书都会引起不少讨论。想来有关人类社会的话题，无论是有关历史的还是未来命运的，无疑都是人们最想要追问个究竟的事。以此观照，一部历经数十年思考而呈现出来的作品显然有其价值，即使不能给出确定性的答案，也能提供某种寻求答案的思路。戴蒙德的作品大多属于此类，而《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正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

1972年，当他在新几内亚研究鸟类起源的时候，与当地的一位知名政治家耶利有过一番交谈。也正是耶利的一个问题开启了戴蒙德历时25年的调查与思考。那天耶利问他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这个问题似乎出自直观的感受，但是最终却演变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或许我们可以将它称为“耶利之问”），即现代世界的差异问题：为什么人类在不同大陆上的发展速度是如此不同？为什么世界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在此后的25年，这个问题成为戴蒙德的研究主线，最终，他将对“耶利之问”的解答写成了这本书。书很厚，但最主要的观点其实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枪炮、病菌与钢铁是塑造人类历史与今日之世界的主要力量，而成就这种力量的是地理优势带来的先机。

1532年11月，西班牙人皮萨罗率领168名西班牙士兵来到南美印加帝国。这是旧大陆与新大陆两种不同文明的一次相遇，彼时的印加帝国是新大陆最大最先进的国家，皇帝阿塔瓦尔帕统率着一支大约8万人的军队。但是这一次相遇的结果却是阿塔瓦尔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军队在瞬间溃不成军，而他本人则在几分钟后成了俘虏。

戴蒙德以欧洲早期扩张史上这富于戏剧性的一幕为例提示我们说，“皮萨罗的军事优势在于西班牙人的钢刀和其他武器、钢制盔甲、枪炮和马匹”。皮萨罗能从西班牙来到南美，这与欧洲的造船与航海技术有关；他的士兵能在秘鲁高原驰骋，这与马匹的驯化有关；还有钢刀、钢制盔甲与枪炮在战争中的运用，这与欧洲的金属冶炼有关。

截止到这里，所有的故事都是我们所熟悉的，而一种我们所熟悉的见解（或者神话）大概就是欧洲人更加聪明勇敢，更有创造力。一句话，将原因归诸文化差异或智力差异。

但是戴蒙德并不这么看。在新几内亚的经历使他意识到，世界各地的人基本相似。处处都有聪明、智慧、充满创造力的人，这些特质并非任何社会所独有。新几内亚人也不例外。

他在此书中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表明，就智力而言，新几内亚人不但并不弱于欧洲人，而且在很多方面比欧洲人聪明；而欧洲人能够发展出上述技术进而征服新世界的原因也并非因为他们在智力上有优势。

在戴蒙德看来，欧洲人只是偶然的征服者，而让这偶然得以实现的原因来自欧亚大陆在地理上的优势。简单概括起来，后者包括合适的纬度与适宜的地理环境以及适于用作驯化的起始物种的野生动植物品种；欧亚大陆东西向轴线走向以及较小的生态与地理障碍有利于作物与技术的迁移和传播，这也有利于他们从相邻的其他文明获得更有利的作物和技术；欧亚大陆更大的面积以及更多的人口也意味着更多的发明者，等等。

正是凭借这些地理优势，欧洲获得了动植物驯化的先机，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枪炮和钢铁，这赋予了他们征服新大陆的力量。当然，此中联系并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否则也就不会有这本厚达400余页的书了。若有兴趣，诸君自可细细推敲每个关节，与作者来一场纸页上的“对话”。

在这里，我更想提及的其实是另一条线索，也就是被作者认为是塑造人类历史的三大力量之一的病菌。

无论是在1532年皮萨罗对印加帝国的征服，还是在此之前抑或之后欧洲人对新大陆的征服，除了枪炮与钢铁带来的巨大力量，还有一条线索潜伏其中，这就是病菌从旧大陆到新大陆的迁移。它最初来自人类对动物的驯养，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麻疹、霍乱……它们都是从动物的疾病而来的传染病。

虽然每一次疾病来袭都造成了大量死亡，但在漫长的牲畜驯养历史中，欧洲人已经在一次又一次病菌的“洗礼”之后对这些病菌有了更强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但美洲印第安人则不同。当这些病菌随着旧大陆的征服者一起来到新大陆，从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的印第安人对它们完全没有免疫力，正像戴蒙德在书中所揭示的，“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于欧亚大陆病菌的，要比在战场上死于欧洲人的枪炮和刀剑下的多得多”。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梳理出一个完整的线索，这也正是戴蒙德历时25年的考察所呈现给我们的图景。它开始于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地理因素的不均衡，终于今日这个发展不均衡的世界，但其实这并不是终点，因为时至今日，三大力量仍在塑造世界，比如在非洲一些地方，热带疾病仍然时时肆虐，这也是造成贫困的原因之一。

在多愁善感的人看来，这个故事多少会让人感到宿命般的悲观。但这并非戴蒙德的本意。在他看来，既然世界不同地区主要是因其固有的原因才成为它们现在的样子，那么了解这些原因，就能利用这些知识，帮助原来处于劣势的地方发展。

除此之外，在我看来，此书的意义至少还可以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从源头上重新审视不同文明的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文明的形成及其各自的价值；其二，了解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历史，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乃至未来要面对的困境。无论是在动物驯化中出现的天花，还是突然闯入的鼠疫或其他疾病，那些曾深刻改变过历史走向的传染病都与动物有关，而如何与动物和平相处共享地球，这是我们每个人终生都要学习的功课。

人类的历史与命运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作者并未因此而忽略这个大主题中的最小细节，也就是个人的命运。

戴蒙德曾赴赞比亚医院探访那些因感染热带疾病而每天游走在生死之间的儿童，并因此体验到与他以前的学术研究不同的感受。他说：“在理智地理解某些东西与亲身经历之间是有一些区别的。在我的书中，病菌是影响历史的三个主要力量之一，与个人感受无关，但在病菌发作的地方，它则令我深受震撼。”

当我在与此书同名的电视片中看到戴蒙德身处赞比亚的医院瞬间失声的时候，我意识到他并不只是一位有着深邃洞察力的学者，更是一个有着悲悯之心的人。